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docVIP

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 「内容提要」本文在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然后证明，中国的改革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前者是表面上的主线，实际的主线则是后者；并且两种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更多地起法官裁决作用，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从事制度企业家活动。总的来看，改革经历了政府逐步退出直接的制度创新领域及外部规则逐步缩减作用范围的过程，也就是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这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　　「关键词」内部规则/外部规则/制度演进　　在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的是对制度变迁过程本身的研究，这种研究从两条思路展开，一种是所谓政府主导论，认为通过政府来供给新制度安排实现制度变革；另一种是所谓交易观，即制度变革是经济活动中各当事人面临获利机会而自发从事制度创新（注：两种思路的详细划分参见周业安（1999）；更早一些的研究综述参见盛洪（1996）。）。很明显，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采用了林毅夫（1994）早期关于强制性变迁与诱制性变迁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然而，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型都无法完全揭示制度变迁的全貌，前者忽略了社会成员的自发制度创新行为，因而得不到证据的支持，后者又忽视了政府可能有的积极作用。并且更重要的是，制度供求分析无法摆脱新古典范式的种种弊端（汪丁丁，1995），要把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统一地理解，必须有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周业安，1998，1999），而制度演进理论也许能够满足该要求。本文将从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出发，同时借鉴诺思、熊比特的演进论思想，立足于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冲突和协调来推演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的基本特征和性质。　　一、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冲突和协调——一个演进理论的初步分析框架　　现有的研究用强制性和诱致性的两分法来界定中国的制度变迁之所以存在许多不足，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局限性。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家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这一点可以从众多的契约理论模型中看出来；另一方面，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这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这些来自范式的局限性制约了理论的解释力，迫使经济学家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其中演进经济学正逐步受到青睐。但是大多数演化模型仅仅关注技术创新引致的熊比特式的制度变迁模式，并特别强调偶发事件冲击产生的多重制度均衡及其与惯例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路径依赖（注：有关演化模型的详细综述参见Witt（1993）。）。显然，这种熊比特式的制度创新模式不足以解释中国20年的制度变迁过程，尽管多重制度均衡和路径依赖现象已经被人们所重视。对中国的过渡经济来说，最难评价的是政府的作用，而熊比特传统中个人与组织都是以创新者的面目出现的，我们更关心两类创新者的区别。人们广泛引用的诺思的制度创新理论同样没有回答政府的作用，诺思早期对国家的理解没有很好地在后期的演化模型中再现。所以，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必须摆脱现有的理论束缚。　　哈耶克（哈耶克，1997，2000；Hayek ，1973，1988）的社会秩序二元观（邓正来，1999）（注：对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的详细评述参见邓正来（1998，1999）。并且有关哈耶克、诺思及熊比特等人的演化思想的异同及整合将另文专门讨论。）基础上的社会演化理论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更全面的演进论思路。哈耶克首先定义社会秩序为“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哈耶克，2000：54）显然，在这里秩序是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依靠某种规则来形成和延续。规则本身是一种共同知识，社会成员通过遵守它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从而尽可能减少决策的失误。分散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互作用形成彼此认同的规则，此即“内部规则”，它是人们交往过程中自发产生的。个体也可以形成组织，通过组织获取更多的利益。组织内部通过命令—服从方式贯彻某种特定目的，所以组织作为规则是强制他人服从的，此即“外部规则”。不过，组织同样要在一个更大的自发秩序范围内活动。在哈耶克看来，社会秩序演化的切入点是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的二元观，但个人与内部规则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均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因此两种秩序又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个人、组织及内部规则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构成社会演进的源动力。很明显，熊比特及诺思的理论可以看作是哈耶克的演进思想的一些特定表现。　　从哈耶克的社会演进思想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