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歌悲剧意识的创造与审美管理.docVIP

诗宋词鉴赏论文- 李贺神鬼诗悲剧意识的生成与审美管窥 摘要:李贺是中唐时代一位独特的诗人。凄凉的人生境遇、体弱多病的生理特点、忧病畏死的心理特征、中唐社会的动荡和各种矛盾的激化,将他经世治国的理想抱负击个粉碎。所有这些促使他对人生、命运、死亡进行思索,其“鬼诗”便寄寓了诗人对现实的厌恶和对理想的探索,浸润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而其诗歌的悲剧意识具有独特的审美,即:以“病”为美,以“悲”为美,以“寒”为美,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由此可见,李贺诗歌诉说的是一种与世抗争又无力抗争的现实,诗歌所透射出的恰是诗人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李贺;诗歌;悲剧意识;产生原因;审美 　　 　　在唐代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诗人李贺以其“虚荒幻诞”的神鬼诗卓然突立、独树一帜而大放光彩。诗人以大胆、神奇的艺术想象,夸张渲染的笔触,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神鬼形象,描绘出神仙世界的平和安乐与幽冥世界阴森恐怖的景象和气氛,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历来研究者莫不论及其神鬼诗,或云其诗“牛鬼蛇神太盛”,或评其才是“鬼才”,连其人也被称作“鬼仙”,至于李贺神鬼诗悲剧意识的成因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虽然李贺创作鬼神诗的动因难于索解,但只要将诗人和诗作放到其所处的特定环境、文化背景中来研究,并把它与诗人的身世、经历、个性、气质、禀赋、生理及心理方面的特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一定能从中发现某种直接的或间接的因果联系。 　　一、李贺鬼神诗悲剧意识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原因 　　1.充满无奈、悲凄的人生际遇奠定了李贺鬼神诗浓重的悲剧意蕴。李贺是李唐王朝宗室的子孙,“系出郑王后”。他曾以“唐诸王孙”自居。18岁那年,离家去洛阳求仕,遇到大文学家韩愈,得到了他的提携、鼓励,这使李贺欲涨的理想似扬起了风帆。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李贺被选拔去长安参加当年的进士考试。但因李贺的父亲名为“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不应该参加进士考试,故此李贺落榜。元和六年,李贺仕途有了转机,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司管婚丧嫁娶时的礼仪。然而,此官职位低下,这无疑加重了他性格中凄苦无奈的成分。任职三年后,李贺投奔潞州的好友张彻,在潞州幕府做幕僚,协助张彻办理公文。但好景不长,政治的突变使张彻抽身回了长安,以致李贺辞职归家。而此时他重病缠身,几经辗转才勉强回到家中,最终在家中病死。这样的人生境遇决定李贺的悲剧性性格,抑郁、孤傲成为李贺性格的主题。一方面,他自我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想得到别人的提携和保护。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中间,他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平衡,“生活越不如意,越想象。而想象越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苦痛,无法挣扎。”[1] 这为李贺诗歌的悲剧意蕴打下了人格基础,也使其鬼神诗包孕浓烈的悲剧意识。 　　2.祭神诛鬼的社会风俗和奉礼郎的职业生活决定诗人神鬼诗的悲剧内容。李贺曾任奉礼郎之官职,神鬼诗是其诗歌创作主体,当时社会普遍盛行的祭神诛鬼的社会风俗和奉礼郎的职业也是李贺创作神鬼诗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唐代道教活动盛行,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处都有巫事、斋撰等活动,道教的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观念。在李贺的鬼神诗中,直接记载和描述了祭神诛鬼的迷信活动,如《绿章封事》中,诗人就自注“为吴道士夜作”,连诗之内容也是诗人为吴道士代写的向天帝的奏章,祈祷天帝降幅人间,救人困厄,并为抱恨而死的穷士招魂。《神弦曲》写女巫迎神、娱神以及神诛妖讨魅的情景;《神弦》写女巫焚香击鼓、浇酒迎神、享神及送神的过程。“读此章,使人神意森森,如在古祠幽暗中,亲睹巫赛神之状”(《李贺诗歌集注》286)。倘若诗人人没有亲自参加活动,这些感受很难写出。奉礼郎之职责就是“掌君臣版位,以供朝会祭祀之礼”,其主要工作就是为皇家宗庙、陵墓及社稷祭祀作赞导和礼相。这样,他不仅是祭祀活动的参加者,更是组织者、指挥者。这种职业决定了他必然信奉鬼神。据段安节《乐府杂录》“驱傩”条记载,每逢宫中晦日举办驱逐鬼魅宗教活动,太常寺各官员都要恭临“并押乐在殿前”。长期“风雪直斋坛”的生活,与鬼神打交道的经历,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贺的心灵深处逐渐构成一个别于现实世界的神鬼世界,并为其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带来一种根深蒂固的深层潜意识,从而对诗人人的心理和诗歌创作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并有着最直接的因果联系。这些脱离现实的鬼神诗,浸润着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暂时超脱和自身悲剧深刻思考。 　　3.体弱多病的生理特点和忧病畏死的心理特征决定了李贺神鬼诗的悲剧意识。李贺神鬼诗的创作固然与当时社会风俗和奉侍郎的职业有关,但与诗人的个性、禀赋、生理及心理的与众不同也有关系。李贺从小多病,身体一直不好,终年与药为伍。长期疾病缠身使得敏慧的诗人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