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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国城乡贫困问题的调研报告 我国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十一五”期间城市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在各种贫困线计算方法中，以家庭为计算单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被普遍接受，国家据此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五”期间，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左右，基本实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在城市低保对象中，三无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是城市低收入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考虑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投入情况，低保对象的范围与当地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不完全一致，二者略有差别，但前者较为直观、全面地反映了城市的贫困状况。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考察失业问题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应在7%左右（如莫荣在2002年通过对50余名国内学者和官员两轮调查得出的失业率为7.07%），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失业警戒线；“十一五”期间城镇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结构性失业难有大的改观，失业率必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而不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弭。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以动态管理下的低保对象为参照，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将保持在2200万至2500万人之间，占城镇非农业人口的5%左右。这部分人员应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成为医疗、教育、住房救助的重点对象。 二、“十一五”期间农村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面积的贫困人口。目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界定，多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相对贫困人口）为主。事实上，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农村贫困人口还包括已获救助的特殊困难人群：一是已经享受生活救济而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必须继续救济，否则将陷入贫困的特殊困难人口。如许多地方的五保供养标准达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五保对象无收入，必须对其进行救济。二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享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