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赋诗志向传达与结构分析.docVIP

春秋外交赋诗的志向传达与结构流程的语用学分析 崔德全 （安康学院 中文系，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 外交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是赋诗者借“诗”来传达自己的志向，并力求获得听诗者的理解与接受。这是一个“语意曲折穿行的过程”。赋诗人志向的“传达—理解—接受”是在很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赋诗人巧妙的表达策略、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语境的深切体察与对诗的熟知熟用等。本文还分析了外交赋诗行为的结构流程。 关键词 赋诗言志 微婉曲折 得体 间接言语行为 所谓春秋外交赋诗，即“春秋之时，朝聘盟会，赋诗言志”[1]。“从外交方面看，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但“还流露着赋诗人之志”。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2]15-16“赋诗言志”，一面是为了“酬酢”，一面是为了“交涉”，即赋诗者大都在酬酢之外寄寓了很实际的功利目的：他们或赋诗以交好，或赋诗以求助，或赋诗邀与共田，或赋诗以迎女等，“大之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小亦可以登礼让于衽席”[3]231。然而赋诗者要想顺利实现既酬酢又交涉的目的，就必须保证其赋诗志向能够被听诗者理解与接受。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赋诗者将志向巧妙地传达出去并被听诗者顺利理解与接受呢？ 第一，赋诗者巧妙运用曲折隐蔽的、谋算性极强的言说策略。 “诗教主于温柔敦厚。深于诗者，则可使于四方，折冲樽俎。相与言谈之顷，不直截言之，而比喻言之；隐约其辞，情文相感。”[3]231刘知几曾说：“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4]386在外交赋诗中，赋诗者并不是直接了当地言说自己的志向，而是借诗曲折、隐蔽地表达。就让我们来看几个这样的事例。 鲁襄八年，晋范宣子聘于鲁。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摽有梅》，《诗·召南》之一篇，写的是一位待嫁女子“望见梅子落地，引起了青春将逝的伤感，希望马上同人结婚”[5]。该诗本意是男女婚姻及时。“赋诗断章，余取所求”[6]2000，宣子赋此显然不是表达“欲男女婚姻及时”的愿望，实际上是以男女婚姻及时喻望鲁及时出兵助晋讨郑。[7]959 鲁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晋聘，见中行献子，赋《圻父》。《圻父》，今《诗·小雅·祈父》，郑玄谓此诗乃“勇力之士责司马之辞也”。[6]433《左传》杜预注曰：“诗人责圻父为王爪牙，不修其职，使百姓受困苦之忧，而无所止居”[6]1963。穆叔赋此，意亦不在责祈父不修职而使百姓受苦。鲁为小国，晋乃大国。穆叔赋此只是借该诗之意以寓恳求、希望晋国能够护鲁而不使鲁受困苦之忧。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亦是借鸿雁之哀鸣，喻“鲁忧困嗷嗷然，若鸿雁之失所”[6]1963，欲晋救助之。 鲁襄二十六年秋七月齐侯郑伯如晋，晋侯兼享之。齐国子赋《蓼萧》，“喻晋侯德泽及诸侯”；郑子展赋《缁衣》，“言不敢违远于晋”。二人赋诗一则称美、交好于晋，二则“望晋能见齐侯、郑伯之亲来，晋能许其求”。[7]1116然而叔向“故意误会”国景子、子展赋诗之意，不予理睬齐郑之请。齐国子又赋《辔之柔矣》，以“柔辔之驭刚马”寄望晋侯能“宽政以安诸侯”。郑子展又赋《将仲子兮》，以“众言可畏”喻劝晋侯“卫侯虽别有罪，而众人尤谓晋为臣执君”，是不义。这样，齐郑二国通过赋诗设喻方式，从正反两面，成功说服晋侯“许归卫侯”。 综上所述，外交赋诗呈现出明显的显隐二重性：首先，它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这是“隐”；其次，它还有诗意诱导的工具性价值，这是“显”。[8]在隐显之间，存在着一种譬喻关系。赋诗者正是利用这种譬喻关系，借诗对听诗者的情绪进行侵入、弥散从而转变对方的立场、态度，使之顺应、理解并接纳自己的意图，最终实现赋诗言志的功利目的。这是一场赋诗者对听诗者的意志、立场、态度非常隐蔽的、策略性极强的“谋算”。“开头只是‘诗’，在听者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这种暗中的伎俩并不造成对双方关系的危害；而听者一当意识到说者的目的，他又往往已经转变了自己的立场或者原谅了说者的苦心……”[8]这就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4]162。 第二，赋诗者志向传达方式的“得体”。“得体(Tact)”意为“（处事、言谈等的）老练、圆通、得体、乖巧”。[10]在外交赋诗中，赋诗者所赋之诗大都非常巧妙、得体。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如僖二十三年，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重耳赋《河水》，穆公答赋《六月》[6]1816；襄十六年，鲁穆叔如晋聘，为求晋助己而赋《圻父》、《鸿雁》之卒章[6]1963；昭十六年，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各赋诗以交好宣子，联谊晋国[6]2080，等皆是。“得体”、巧妙的赋诗能帮助赋诗者顺利实现他们的愿望。若没有遵守言语交际的得体规则，轻则赋诗行为受到阻碍，对方不予答复；重则可能会招致横祸。《左传》为我们描述了两个有趣的事例。 鲁文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