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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一年来若干学 中国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绵延传承的文明。中国文明起源，是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关注已久的问题。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故2003年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章发表较多。且研讨气氛也较活跃。 1．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聚落已出现分化、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与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第二阶段便是龙山时代，他对龙山时代的界定是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代或为龙山时代，或为龙山时代的部分时期．但尧舜传说主要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说非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传说，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分属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说。第三、四阶段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国时期。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此时期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第五个阶段从秦汉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方实行郡县管理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文明形成则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并不同源。但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与途径、环境因素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中的作用等课题还有待解决。 有的学者基本上接受了关于“酋邦”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演进，认为尧、舜、禹时期“属于酋邦性质的部落联合体不但久已出现，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已经相对稳定”。而且从唐尧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领导权交接，都不应看作是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而应视作是部族地位变更的反映，因此，过去那种竭力拔高由“禅让”到“家天下”的意义，将其视为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的评价，也值得重新审视。同时，世袭制并非夏禹以后才有，故而尧、舜、禹之间的斗争并不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是新的王权和旧的氏族制度的斗争，故以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是否世袭来作为判断我国上古社会由前国家时期进入国家时期的分野，并不恰当。首领世袭制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正确判定前国家时期与国家时期分野的标志。因此，把尧舜时代看作是酋邦社会的末期，是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而且直到有穷氏夺取有夏氏政权以后，尧、舜、禹时代那种旧有的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力以相对和平方式交接的机制完全被破坏，残存的部落联合体躯壳已彻底失去作用，中国上古社会开始进入以强大邦国间的武力争雄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时代。据此，不能以夏初作为早期国家时期的开始，而应把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定在太康失国以后，以部落联合体政治功能是否完全丧失作为判断两者分野的依据。 2。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一)“满天星斗说”，即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二)“两大集团说”，即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三)“接触地带说”，即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四)“大小中心说”，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小的中心；(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 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文明起源三段论”的理论。即据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包括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关于物质前提奠基期，认为“农业起源一一新石器起源一一陶器起源”这三大创新分别实现了产业创新、工具创新、日常生活用具创新。从而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质技术基石。 有的学者通过中国与西亚的两河文明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