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如何也可以为恶？——卢梭法律思想留给现代社会.docVIP

　　国家如何也可以为恶？——卢梭法律思想留给现代社会 如果我们要研究宪政与法治理论的话，卢梭的思想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卢梭了，他曾被誉为最民主、最革命的思想家，人民主权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的政治与法律思想曾指导过法国大革命，曾开启过美国的政治先父们的宪政思维，甚至对整个近现代资产阶级宪政与法制革命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今天如果用理性的思维重新审视卢梭的宪政与法治理论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在这曾让许多热爱民主与法治的人们激动不已的理论背后，却蕴含着大量的感性的、空想的甚至是专制的成分，这些成分不但无助于实现法治，反而极易诱发暴政。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今天重新剖析卢梭思想的误区，对以民主和法治为主题的现代社会仍然还具有很重要的警示意义。 　 一、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的内在逻辑 　　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是建立在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卢梭颠覆了格老秀斯以来的古典自然法学者们将自然状态的人定义为理性人的观念，认为诸如正义、所有权、权利等等观念不是人的自然性征而是在社会状态下形成的，在自然状态下人只有“自爱”和“怜悯”两个基本情感。［１］在这两种情感中，“自爱”是“人性的首要法则”和“人性的首要关怀”，因为人不首先爱自己无异于消灭自己的存在。［２］“怜悯”的情感又促使人们能够“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类，所以能“爱他”如同“爱己”，“我们也爱保存我们生存的人”并能“设身处地与受苦者起共鸣”。由此观之，在卢梭的视野里，人并不是彻底自私，天性作恶的实体，而是能够把自爱和爱他相互有机协调的主体。“自爱”是“爱他”的逻辑前提，“爱他”是“自爱”的逻辑延伸；因为“爱他”（怜悯）也根植于人性之中，因此，“也是人类最普遍、最有益的一种美德”。正是因为人具有这样的一种美德，使得“自爱”与“永不满足的自私”能够相区别，从而决定了人天生便是善良的。［３］ 　　与其他的古典自然法学者一样，自然状态只是卢梭论证人类政治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在他看来，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平等而自由，而生产的进步和私有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等和自由，进而导致了大量的暴力、恐怖、战争和杀戮。为了摆脱这种灾难性的状况，人们“要寻找一种结合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４］欲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通过订立社会契约，使每个人把自己的权利交给社会，形成共同意志，即“公意”。“公意”在现实社会的具体形态就是国家。由于这个契约是基于自愿并出于为实现每个人的幸福而订立的，那么由此产生的国家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每个人，个人是“小我”，国家便是“大我”，“大我”的利益与“小我”利益就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权利让渡给国家，因为向国家让渡权利就是向自己让渡权利。“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渡让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５］既然人天生就是一个“小善”，那么基于每个人的意愿、通过社会契约而由无数个“小我”组成的“大我”——国家便是一个“大善”。国家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民众服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私利，因此“公意”和国家永远都是公正的。因为这里的社会契约不是个人与个人订立的，也不是个人与统治者订立的，而是个人与人民订立的，那么由此形成的国家便是人民主权国家，由此形成的统治便是人民的统治，服从国家的统治便是服从人民的统治，服从人民的统治便是服从自己的统治。正是由于人民是在服从自己的统治，所以这种统治永远都是至善和公正的；正是由于这种统治是至善和公正的，所以每个人才没有理由不服从这种统治。在卢梭看来，“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因为这就是使每个公民都有祖国从而保证他免于一切人身依附的条件”。［６］这表明国家有使用强制迫使“落后”的人“进步”、“不愿自由”的人“必须自由”的权力。 　　二、警示一：多数人一定为善吗？ 　　在卢梭的理论中，把“公意”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公意”是绝对公正的。为了让人们遵守“公意”，就有必要将其外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法律，不执行“公意”，法律有理由对其实施强制。其实，在这一理论中隐藏一个很大的误区：多数人做出的决策就是公正的。其实，多数人的决策只能代表是民主的，而并不能代表是公正的。这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的那样：“即使是民主国家，即使遵循了民主程序的时候，它所犯的不公正仍然是不公正。多数人并不能因其为多数，便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