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社会学生长与观察.docx

【一】别说张艺谋团队的“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奇葩广告，就是李太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杜子美的“锦江春色来天地”、李义山的“美酒成都堪送老”，都只是对成都夸饰增华的文艺状描。成都当然不独是文艺青年的园圃，若我们拿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来观察这座曾经有味道的城市的话，那么他们得出的看法，肯定不尽相同，且各具面向，多元而丰富是必然的。当我读到张籍的《成都曲》：“锦水近西烟水绿，新雨枝头荔枝熟。万里桥边酒家多，游人都向谁家宿。”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千多年过去了，万里桥边的商业业态，都没有变过，现在那里依然有锦江宾馆、岷山饭店、耍都在其附近。不仅想起了著名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的《唐诗地理》一书，更想起了科学家竺柯桢先生通过古代诗文写就之杰出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唐一代忠州、涪陵、成都等地都或有荔枝，而今四川只有泸州合江才有荔枝的踪影了，这说明唐代的气候更有高出今天之处。早年读到正史《隋书·地理志》上说“（蜀地）小人薄于情义，父子率多异居”，还是让我感到新奇，我把其间的一些想法写进了《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一书中。《史记》载商鞅秦国变法除实行什伍与连坐制外，折分家族与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为的是提高税赋征取能力与战斗力，瓦解豪强包括地方势力对于国家的离心力。这一套在秦统一六国时起了很大作用，但后世特别是汉朝独尊儒术后，从隋唐开始，政府的维稳需要与维持大家庭不辍的家庭利益（家庭联合容易提高抗老病死等方面的生存能力等）合流，于是唐、宋、明对于分家析产有法律上的明令禁止、道德上的猛烈谴责。只是有元、清两代相对说来比较不那么严。这一点在2012年巴蜀书社出版的《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一书里有31件分关（分家析产带有一定公证性）契约，完全可以得到证明。从人类学与经济学的角度看《隋书》地理志上这则关于蜀地特别主要是指成都的史料，当然有不同的面向。父子两代的核心家庭、祖父子三代的主干家庭在隋唐以前应该是常态，《孟子·梁惠王》里说的“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就是主干家庭的构架。除了商鞅外，孟子对主干家庭特别核心家庭的分家析产或许也是反对的。因为古代单个个体或者完全的核心家庭抗风险的能力相对低——古人纳了税，政府并不帮助养老与医病，从现实生存考量上，也不主张轻易分家析产，因为分家所带来的系列生存成本比较昂贵。隋以后的大部分朝代都有法律反对分家析产，而养老方式就是大力主张孝道的家庭乃至家族传递。到后来孝道不仅成为一种养老方式，被农业社会下抗风险能力低下的中国人作为一种家庭关系所接受，也合于进化论意义上的传宗接代，更被官方作为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灌输与宣传——以孝治天下。为什么官方要强调以孝治天下呢？那不仅是一种人性压制、道德约束（五四时期所有思想文化先贤都只及这两点），更重要的是纳了税的人，不能得到政府对个人在养老与看病上的帮助。孝道帮助政府完成了对民众的双重剥夺，即政府白白领受税收的好处，又不帮助纳税人养老与治病。换言之，以孝治天下这种意识形态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管控社会的成本，对民众双重剥夺后而又能安然无恙地金蝉脱壳。《孝经》这样的书与张公百忍成精这样的故事，何以千多年被官方乃至民间宣传不辍，其因在此。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笃定要用中国历代经济史料——正史、野史、契约文书等——并酌参米塞斯《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与贝克尔的《家庭的经济学分析》等书，来撰写《孝的经济学分析》的原因。对一座城市进行历史研究及考古发掘，这样比较传统方式当然是必要的，但我认为对已经认定的材料做多面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解读，是非常必要的。关于成都之名的来历，历来歧说并存，学者王文才先生在《成都城坊考》中说，宋人用“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乐史《太平寰宇记》）来解释成都之名的来历，是站得住脚的，我亦认可此说。“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非常符合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生长原理，一步一个脚印，有历史与现实的累积感。所谓自发秩序生长，当然不是说没有人为因素，而是说人为因素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因素并且符合人的现实生存之需，而不是搞那种人定胜天的所谓“跨越式发展”。【二】今年暑假立人大学的年轻人们请我带他们行走成都，讲历史背诗词谈美食，这些都难不倒我。但这样按部就班地道来，未免自己都嫌单调而厌倦。我给他们说，我曾用一条离我住家很近的街道与一首唐诗，来给女儿讲街道与城市的社会学观察的故事。唐诗是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街道则是爵版街。我认为非常小资的白居易让自己的下人送名刺给刘十九，邀其向晚时分来围着火炉喝上等新醅佳酿——在没有蒸馏白酒出现以前，“年份酒”是不吃香的，因为储存实在是个大难题。对比老杜这样的穷人“樽酒家贫只旧醅”，你就知道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有多么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