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听的审讯方法分析.docVIP

西周 “五听”审讯方式评析 王亚龙(08法学二班) 指导教师：李积霞 【摘要】西周的司法官在前人审判经验和自身司法实践基础上，总结出切实可行的新裁判方法，使中国古代司法官的裁判方法完全从“神意裁判”中解脱出来，首次形成一套较先进、科学的裁判方法。西周司法官所创的 “五听”裁判方法，系夏、商、周三朝千百年来司法审判经验的升华，由神意裁判演进到对诉讼当事人的察言观色，引入并熟练地运用社会心理学为司法裁判服务，是一个司法裁判方法论上质的进步，影响深远。“五听”审讯方法，在证据裁判主义确立之前，乃为中国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之一。时至今天，“五听”制度仍不失其镜鉴意义。 【关键词】 “五听”制度；审讯制度；司法实践 一、“五听”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夏商时期的“神判”制度 在夏、商两代，神权法思想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指导思想。在这种神权法思想的支配下，夏、商两代将宗教意识与审判精神相结合，形成了“天罚”与“神判”制度，这是夏、商诉讼制度的根本特征和基本面貌。 首先，统治者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假托神意进行审判。国王每逢审判时，必先通过占卜求问天神，然后再作出判决，从而把国王的随意审判涂上一层神权色彩，使审判结果更富于权威性、欺骗性。所以，到商代，卜者参与司法，伪托神意断罪，实行所谓神判已是常例，有不少卜辞可以为证。 其次，假托鬼神之意，实施“天罚”。夏、商两代统治者都以所谓“天罚”来解释其实施法律和司法镇压的最终依据，这在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桀和盘庚迁都时发布的王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夏、商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利用宗教意识来强化司法镇压，以使臣民服从君主的意志。 夏、商两代的“天罚”思想和神判制度至春秋以后仍长期存留在中国历代的诉讼文化之中。 （二）西周时期的“五听”制度 “五听”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甚发达，人们认知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有限。 而纷争的发生却不可避免，为消弭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通过查明案件真相而实现社会正义成为诉讼的重要任务。而案件事实一旦发生，则成为过往的历史事实，不可重现。要查清案件的真相必须借助于犯罪行为遗留于时空的“蛛丝马迹”，对过往事实予以重构，使犯罪事实得以还原为其本来面目，而这一还原工具即是证据。获取证据的方法有人证与物证之分，在认知能力颇为有限的古代，则更注重通过人来获取案件证据（当然这并不否认物证的作用），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获取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五听”制度即旨在通过甑别当事人的陈述以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五听”是运用察言观色的方法，通过对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的考察，从而揭露犯罪事实，平反冤屈的审讯方式，它是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主要的、经常运用的审讯方式。 “五听”之说最早见于《尚书?吕刑》“两造具备, 师听五辞，五辞简孚, 正于五刑”。即在审判活动中，在原被告双方都到齐后，司法官吏须通过五个方而的考察，以判断他们陈述的真伪。“五辞”也就是“五听”。在《周礼?秋官?小司寇》中, 对“五听”的方式作了具体的阐述“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辞听”就是察其言词是否不直，不直则理曲，直则理正，“色听”就是察其颜色，理直则色不变，理曲则色变，“气听”就是察其呼吸，理曲心虚则呼吸急促，理直则呼吸正常，“耳听”即察其听觉，理曲则惑，理直则不惑，“目听”就是察其眼神，理曲则失神，理直则坦然。通过辞、色、气、耳、目五方面的异常变化，观察当事人的内心活动，以求得实情。 据郑玄的注释，辞听是“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语言表达，理屈者则语无伦次；色听是“观其颜色，不直则赧”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则面红耳赤；气听是“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理亏则气喘；耳听是“观其聆听，不直则惑”即观察当事人的听觉反应，理亏则听觉失灵；目听是“观其眸子，不直则眊”即观察当事人的视觉和眼睛，理亏则不敢正视。 “五听”制度作为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五听”获取并辨别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供述，从而为查明案情提供依据。 察色判断，是指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和神色，判断其有无异样，从而发现案件疑点，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察色判断要求法官深入地洞察当事人每一个细微的神情，敏锐地把握其中的端倪，从而为发现案件真实奠定基础。 闻声判断，是以心理学为依托，依据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通过聆听当事人的声音（如哭声）来判断案件的蹊跷，从而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 言辞判断，是通过甄别当事人的陈述或供词，发现其中的真伪，从而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探明真相提供条件。 情理判断，是司法官从一般人情、常理入手，通过探究案件事实中不合情理的情节，揭示其中的深层原因，从而查明案件的真相。 事理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