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终结”问题的再认识———兼论技术对艺术的.docVIP

　　对“文学终结”问题的再认识———兼论技术对艺术的 摘　要:在我国关于“文学终结”的论争中有两个焦点问题:“文学是否死亡”和“文学与现代科技的关系”;从前者转向后者,展示出对“文学终结”的认识日益走向深化。“文学终结”的重要意义并非争论文学在现代科技时代是否消亡,而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文学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并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这需要走出文学本质主义的误区,认真研究当前出现的新的文学实践,并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反思,以此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救赎。文学出现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则在于现代科技对艺术产生的影响,在二者之中,技术成为自变量,艺术随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因此,考察技术的应用给艺术本身带来的影响,成为研究现代艺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文学终结”;技术;文学研究;现代艺术 　　在当前文艺界,“文学终结”是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自2001年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文学评论》发表,提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1],此语一出,如同在我国学界丢下一枚手榴弹,引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终结话题的热烈讨论,同时还带动了有关“艺术终结”的研究,有关文学终结的文章、专著不断发表出版,如金惠敏《媒介的后果》(2005)、朱国华《文学与权力》(2006)、刘悦笛《艺术终结之后》(2006)都是在这场论争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纵观这场论争,尽管学者们立论的角度有所不同,有的从情感和语言,有的从距离,有的从权力理论,有的将问题还原于西方语境,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必然涉及到的:“文学是否死亡”和“文学与现代科技的关系”。 一 在这场论争的初期,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文学是否会死亡”。很多人把“文学终结”直接等同于“文学的死亡”,因此对“文学终结”论大加讨伐。李衍柱先生认为:“在新的世纪,文学的时代是否已经终结?文学研究的时代是否已经成为过去?这是一个关系到文学艺术和文学研究存在还是消亡的根本问题。”[2]116比较典型和普遍的对文学不会消亡的辩护是从人类情感、语言、审美体验等方面进行的。针对米勒所提出的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文学随同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消亡,童庆炳指出“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是在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改变”[3],后来又从文学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这一视角补充了文学不会消亡的论证[4]。李衍柱也一再强调:“文学艺术是审美的主要的、也是最集中的对象,它是人的诗意化生存的生动的符号和鲜明的标志。”[5]有些学者对这种一味质疑“文学终结”的看法表示了反对。金惠敏在《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一文中明确提出,米勒所转引的德里达有关“……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并非宣布电信时代一切文学的死亡,“他所意指的确实只是某一种文学:这种文学以‘距离’为其存在前提,因而他的文学终结论技术以‘距离’为生存条件,进而以‘距离’为其本质特征的那一文学”[6]62,在他看来,技术摧毁的是传统的以距离为前提的文学,这种文学并非文学的全部。 在我国学界,对“文学终结”的争论一直与“艺术终结”的讨论联系在一起,通过对“艺术终结”还原到其提出者的理论语境,逐渐认识到,“终结”并非“死亡”。毛崇杰指出:“‘终结(end)’一字在德文与‘解脱’‘引出’(ent-)相关。黑格尔《美学》中的‘艺术终结’一方面是‘出口’,如古典———象征型艺术的终结引向浪漫型的起端;另一方面,又与黑格尔的体系之‘回到起始’相关……艺术最终消失于哲学。这样,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我们得到了乐观与悲观的统一的‘终结’观念。”[7]在2006年刘悦笛《艺术终结之后》一书中更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丹托所谈论的“艺术终结”并非意指艺术的死亡,艺术创作就此终止。丹托受黑格尔启发很大,他对艺术终结的思考亦如同黑格尔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的,认为作为黄金时代的艺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艺术动力”与“历史动力”之间不再重合,艺术根本失去了历史的方向,历史的维度里面将不再有艺术。但是艺术品的创作会继续下去,只是这些作品已不再具有历史意义。所以不论黑格尔还是丹托,都是意指艺术与历史的分离,并没有否定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会在现实中继续存在下去的意思。[8]36-37他还特别指出,学界对“终结”的误解与对它的翻译有很大关系。在黑格尔所说的艺术的“终结”,德文词为“derAusgang”,这个词本身有“入口”“出口”的意思,这对德语国家的人们耳熟能详,但在其他语言中很少有跟这个词语完全对应的词;德语的“终结”虽不像“扬弃”那样指否定与肯定同在的双重意义,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