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纠纷的非司法解决体系如何和谐与有效——以S县.docVIP

　　常态纠纷的非司法解决体系如何和谐与有效——以S县 关键词: 常态纠纷/非司法解决体系/制度建设/中国模式 内容提要: 实证考察发现，S县常态纠纷的非司法解决体系有四个明显特征，即整体目标的统一性、解纷机构与方式的多样化、政府权力的主导性以及解纷机构的独立性。尽管这一纠纷解决体系能够较好地解决社会中发生的大多数纠纷矛盾，但也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从建构和谐社会与探索有效纠纷解决体系的目的出发，未来应该在认清纠纷发生态势、转变纠纷应对观念的基础上，围绕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纠纷当事人的主导性以及增进解纷机制之间联动性等三个方面完善常态纠纷的非司法解决体系，以期形成纠纷解决的中国模式。 最近几年，笔者以中国基层政权建制为观察单位（主要以S县为观察样本），（中，S县的环境监察大队往往会在调解或协调失败的情况下，采用行政性方式了结纠纷。二是综合使用上述三种手段，这在拆迁纠纷的处理中有较好的体现。S县在“和谐拆迁”的指导思想下，调解是基本的解纷手段，但调解中又包含程序性的权利告知、事实的调查核实、纠纷双方的辩论等一些明显含有诉讼意味的程序环节。与此同时，为了促成纠纷的解决，S县拆迁办还会进行斡旋，甚至会对纠纷主体的一方或双方施加压力，这又带有强制性的色彩。 特征之三：政府权力的主导性 尽管S县的解纷机制呈多元化趋势，还建立了一些利用民间性与社会性力量解决纠纷的机制。但由于整体解纷目标的统一性，以及更为深层次的“后全能型的权威体制”，（的肯定为首要行动目标。由于解纷机制“国家化”的取向，使得很多社会矛盾与纠纷被从社会稳定与政府管理的角度加以解读；而在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过程中，动用国家强制力与大范围地调动行政资源几乎成了习惯性的手段。这不仅导致纠纷解决中的自治与协商机制难以获得充分的培育与发展，还使得应对社会矛盾与纠纷的手段单一化与扁平化。 问题之二：部分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当事人主导性较差 从“当事人拥有纠纷主导权”这个命题出发考虑诉讼外纠纷解决时，最重要的是必须以当事人找到自己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法为基础。这不仅是在纠纷的最终解决阶段同意当事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在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中也必须由当事人掌握主动权。[4]（P16）但在S县的很多纠纷解决中，当事人并没有掌握主导权，更多时候只是被动地接受纠纷的解决方案。如果考虑到实践中解纷机制在某些时候对行政与权力的策略性运用，纠纷当事人的这种“被动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被迫接受”。 第一，解纷过程几乎由纠纷解决机构或其代表所控制，当事人的影响十分有限。S县劳动仲裁过程中确定仲裁员就是这一情况的典型表现。调查发现，劳动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基本由办事机构负责人——即劳动仲裁科科长——指定，纠纷的当事人被完全排除在外。另外，在有几种解纷方式可供选择情况下，当事人并无选择权与建议权，一般只能听从解纷机构的安排。在纠纷当事人无法主导纠纷解决过程的情况下，不仅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无法得到充分地张扬，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有效地沟通与协商，而且当事人容易失去阐述想法的机会与场合，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容易染上“强制的可疑性”。这正如棚濑孝雄所言：“如果不是以当事人自己推动程序的形式，纠纷的解决怎样都会有变成被强加的东西的危险。”[4]（P16） 第二，解纷方案的形成大多数时候由解纷机构或其代表所控制。调查发现，很多纠纷的解决方案完全由解纷机构或其代表作出，当事人基本不参与解纷方案的形成。这不仅在行政性的解纷机制中较为常见，也能在社会性的解纷机制中发现。比如，在诉诸信访且获得解决的纠纷中，几乎全是相关行政机构直接拿出解纷方案，当事人不发挥任何作用。环境监察大队对环境纠纷的处理60%都采用了行政处理决定的形式，这些处理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环境监察大队单方面的行政行为。在消费纠纷的处理中，我们同样发现，当事人在很多时候不能影响解纷方案的形成，而只是被动的接受消费者协会提出的解纷方案。另外，即使有当事人之间交涉与协商的，也对纠纷的最后解决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我们注意到，各种解纷机构会策略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强迫或动员说服当事人接受某种解纷方案，这不仅导致当事人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被漠视，也使得当事人所进行的合意性交涉与协商的意义大打折扣，最后即便达成解纷协议也可能只是一种“被迫合意”。 问题之三：解纷机制/机构之间的协调性不够 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机结合以及互补或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并列，其最高的价值理念在于各个部分或方式之间的协调与平衡。[5]（P233）依此检视S县的纠纷解决体系，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在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各种解纷机制的内在功能与价值取向并未形成系统化的整体。成熟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要求各种解纷机制在价值取向、具体的解纷方式以及功能实现等方面相互结合，紧密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