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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晁补之辞赋学论略 【内容提要】 晁补之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著《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篇次、屈子精神、文体辨析、本事考述等方面，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对朱熹、祝尧等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晁补之，辞赋学，朱熹，祝尧 [ 1 ]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钜野人。他曾任神宗国史编修官，故称晁太史；慕陶渊明，晚年葺归来园，又号归来子。晁补之禀其家学，聪明强记，很小就显示出写作才能，得到王安石的称许。十七岁那年，他作《钱塘七述》拜谒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苏轼读了他的作品，就打消了写杭州风物的念头，感叹说：“吾可以阁笔矣！”晁补之于元丰二年（1079）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为第一名。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元祐中(1086-1093)，晁补之自葺所作，名为《鸡肋》，取“裒而藏之”之意，但并未编定成集。直到绍兴七年（1137）年，其弟晁谦之才缀合他在元祐以后所作，编定为《济北晁先生鸡肋集》[1]七十卷。此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还著录有《晁无咎词》一卷[2]。晁补之的学问袭晁文元公一系，精术数，通佛、老：“既于书内外无所不观，下至于阴阳术数，皆研极其妙，其祸福往来先言之。……公少好读庄、老书，通其说，即自以为未至，学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属纩，精爽不乱。”[3]其治史之作有《左氏春秋杂论》一卷[4]，其治《易》之作有《杜舆子师字说》，被苏东坡评为“富于言而妙于理者。”[5]他突出的学术成就体现在楚辞研究上。《宋史》本传称他“尤精《楚辞》，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 一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有晁补之《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尤袤《遂初堂书目》著《重定楚辞》、《续离骚》、《变骚》三书，不著卷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重定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宋史艺文志》著《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宋陈造认为三书可能作于晁补之学力既定之后。[6]诸书除《重编楚辞》现存二、三卷之外，[7]其余早已亡佚。《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三十六载《离骚新序》（上、中、下）、《续楚辞序》、《变离骚序》（上、下），论其编撰之由甚详。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楚辞辩证》、祝尧《古赋辩体》[8]、《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9]、《増广离骚”一称来自晁补之，但又不能指明刘向所录《楚辞》与其他骚体之关系，故其《楚辞集注》篇目略显混乱。刘向为西汉人，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为刘向所经见而不入《楚辞》，朱氏擅自补入。更有甚者，朱氏以深切疾痛为标准，删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使向辑《楚辞》面目有失，亦非谨慎之举。“深于经术”的晁补之认为王逸是东汉人，刘向所录为西汉以前作品，为禀刘向旧录，《重编楚辞》不收《九思》，而将其编入《续离骚》中。显然，晁氏的做法比朱熹更为谨严。明人毛表曰：“其《九思》一篇，晁补之以为不类前人诸作，改入《续楚辞》，而紫阳并谓《七谏》、《九叹》、《九怀》、《九思》平缓而不深切，尽删去之，特增贾长沙二赋，则非复旧观矣。”[19] 二 　　晁补之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他没有象王逸、刘勰那样以文论人，纠缠于屈作与《诗》之间的寻章摘句式的比较，他认为“《诗》虽亡，至原而不亡”的原因就是“原爱君如此，是原有力于诗亡之后也”，“世是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而后世奈何独窃取其辞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类而无愧。”洪兴祖接着指出屈原：“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楚辞总论》）朱熹作《楚辞集注》，就对以上观点大加阐发，说屈原一切不合中庸之道的言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从晁补之的“爱君”说到朱熹的“忠君爱国”说，宋人终于完成了对屈原精神的重构，并使之成为宋代以来士大夫的精神品格之一。 　　不仅如此，晁太史还从学统上论证了屈原的历史地位。　　并以时考之，知原虽不纯乎荀、孟，于其中间，非异端也。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鲁平公同时，而司马迁《史记》表问：“何以利吾国”，盖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岁齐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后七年而楚怀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谏王无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迁原，原迁九年无几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问利国与齐宣王七年时，盖四十七年矣。而鲁平公元年则楚怀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见平公在其初年，则至原迁之九年，盖二十四年矣。虽《史记》不言孟子见宣王之年，以其时考之，远者盖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时也。孟子见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时，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于是称“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与原接而原后于孟子。又《史记》荀卿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