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现象学考察——重读《东.docVIP

　　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现象学考察——重读《东 [摘 要] 本文通过现象学的视域，重新审视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它以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生命哲学为资质，既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颇有相通之处，更有某种可以通往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的生存论视域的可能性。 [关键词] 梁漱溟 文化 哲学 现象学 自我 意欲 情感 直觉 一 问题的缘起 80年前，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 于1922年出版。此书的意义当然不在于它问世之时所引起的轰动，而在于它开启了被标志为“现代新儒家”的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哲学运动。[1] 它之具有这种开启意义的根据，在于它规定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问题及其方法：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释本开新”[2]，重建儒家传统。 书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已经表明：这是东西之间的文化比较，而这种文化比较又有其哲学基础。就中国方面看，这种哲学基础主要是孔子的思想，所以梁先生的思想被称为“新孔学”；而在与西方对话方面，这种哲学基础主要是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思想，由此，梁先生的新孔学也是一种“东方生命哲学”。这当然有某种历史的机缘，例如当时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生命哲学家正是柏格森；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某种“东方生命哲学”，似乎与西方生命哲学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以至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许多台面人物，差不多都有某种生命哲学的色彩。[3] 但柏格森是法国人，而西方生命哲学的大本营却是在德国。德国生命哲学上承“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运动，下启生存哲学。[4] 当生命哲学还在德国继续发展时，另一场伟大的哲学运动已在德国崛起，那就是现象学：胡塞尔（E. Husserl）、舍勒（M. Scheler）、尤其是海德格尔（M. Heidegger）。海德格尔以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解释学为中介，高度关注例如狄尔泰（entalontologie）为之奠基。 有鉴于此，在生命哲学已是明日黄花、而现象学运动正在发挥世界性影响的今天，我们以现象学的眼光，回过头来重新检视一番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或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二 梁漱溟的文化观 按其宗旨来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是一本哲学著作。依梁先生的本意，他所关心的不是哲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传统式微、遭遇西方外来强势文化的情景下，“中西文化比较”就成了一代又一代思想者的恒常话题，至今依旧。梁先生亦然，他所关注的问题是“东西文化”的优劣的比较。 在梁先生看来，一种特殊的文化自有其特殊的“根本精神”，东西文化的不同就在于它们的文化精神不同。现象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舍勒的“文化社会学”就认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必要的先决条件，关于人的天性冲动的理论是实因素社会学必要的先决条件。”[3]（P1071—P1072）这里“精神”与“冲动”的关联，似乎正是文化哲学与生命哲学的关联。可见，德国现象学与德国生命哲学所理解的“精神”有相通之处。 根据根本的文化精神的不同，梁先生就其目光所及，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它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1]（P202）。第二种：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在于，“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1]（P202）这种精神态度的典范，在梁先生看来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第三种：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三种形式、三条道路。 这种划分当然不免有简单化之嫌，但也无伤大雅。更重要的是，在梁先生看来，这三条路虽然在实际中是“共时”的存在，故而在当今现实中发生冲突；但在理念上却是一个“历时”的序列，这里存在着梁先生熟悉的佛学式的“三时”架构：西方“向前”的态度是人类过去的文化精神，中国“调和持中”的态度是人类现在的文化精神，而印度“向后”的态度是人类将来的文化精神。于是乎，类型的划分转换成了时代的划分。类似的文化划分，现象学中也是存在的，例如胡塞尔就把文化历时地划分为自然形成的“宗教文化”阶段和在哲学观点下的“科学文化”阶段；但胡塞尔的价值立场则是相反的，他区分了两种“生活形式”（Lebensform）：宗教文化属于被动的自身管理（Selbstreglung）的自然生活形式，而科学文化则属于自由的自身立法（Selbstgesetzgeb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