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与诈骗行为交织的财产性犯罪定性研究——由几则.docVIP

　　盗窃与诈骗行为交织的财产性犯罪定性研究——由几则 盗窃罪和诈骗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传统犯罪，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对典型意义上的盗窃罪与诈骗罪的认定一般不太会产生争议。但如果在犯罪活动中既有盗窃行为又有诈骗行为时，不管是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都存在对相同的案件事实作出不同的定性意见的现象。本文拟以几例盗窃与诈骗行为交织的案例为视点，以诈骗罪的客观行为特征为基点，再次审视现有刑法理论并对照司法实践的现状，提出盗窃与诈骗行为交织的财产性犯罪定性的关键不仅在于考察行为人取得财产所采用的直接手段，而且要考察行为人取得财产的结果是否需要他人为对应的处分（交付）财产行为，同时提出对处分（交付）行为应作广义解释，在这一前提条件下，进一步考察相对人处分（交付）财产时是否是基于错误认识而向自己以外的他人为处分（交付）行为、主观上对所交付的具体财产有无明确的认识等问题，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几则案例 ［案例一］被告人沈某在张某的摩托车修理部看上了一辆日产本田250型摩托车，当得知张某在晚上会将该摩托车存放在修理部隔壁的天津航道局中专院内后，便意欲行窃。为防事后张某对其产生怀疑，沈找到被告人杨某、周某，并将这一想法告知两人。三人经预谋，于2001年3月4日凌晨窜至存放摩托车的航道局中专，翻墙入院后，用钥匙打开该摩托车车锁，沈再翻墙出院在不远处等候。杨、周二人则自称是该校的学生，以有同学住院要出去看望为由，骗取门卫的信任，将学校的大门打开，随后二人将摩托车推走。检察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对三名被告人处刑。检察机关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又以盗窃罪改判。① ［案例二］行为人以没电、有急事等为由向他人“借”打，取得后佯装打并借机离开主人的视线，继而携迅速逃离。对于类似案件，司法实践中有的以诈骗罪认定，有的以盗窃罪认定。而理论上对此也有争议。 ［案例三］被告人王某受本村村民张某的委托，携张交给其的8,000元现金与其妻李某一起到一家公司运化肥。到达化肥公司后，由于财务室出纳苏某正在核对账目，苏考虑到王某经常来运化肥，便给王写了一张让王先提货后交款的便条，但王到该公司仓库凭便条装好货后未付款就不告而别。后在化肥公司及张某的追问下，王某仍拒不承认未付货款的事实。检察机关指控王某构成诈骗罪，法院以诈骗罪对王某处刑。② ［案例四］行为人在超市购物时将贵重物品藏于便宜商品的外包装内，骗取收银员按外包装标明的价格结算，从而取得藏于外包装内的贵重商品。对此应如何定性，有不同认识。 ［案例五］被告人谢某等人用化名与在报纸上刊登酒店、房屋出租或出卖广告的人进行联系，谎称意欲收购酒店、商品房等，假装要求洽谈上述业务。在洽谈中，被告人将其得到的对方的身份信息制作成假身份证，并使用该假身份证在建设银行开立活期存折账户，取得建设银行存折及硬卡。后谢某等人向被害人谎称收购款将通过建设银行转账，要求被害人在建设银行开立活期存折账户。当被害人按被告人要求开立新的活期存折账户后，被告人即乘被害人不备之机将事先用假身份证开办的姓名为被害人的存折与被害人新开办的存折予以调包。随后，被告人又以自己与他人合伙收购、想从中拿一部分回扣为由，向被害人表示可提高收购的价款，但被害人要将回扣款先打入被害人开设的建设银行存折账户内，以示诚意。被害人因不知道存折已被调包，为保证收购业务的顺利进行，便按被告人要求将事先谈好的回扣款打入被害人所持有的已被调包的存折账户内，被告人则迅速用其持有的银行硬卡从各建设银行营业部提走钱款并逃匿。通过上述方法，被告人谢某等人取得九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90余万元。公安机关以谢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定罪量刑。③ ［案例六］被告人陈某等人经预谋，由陈出面以出售等事宜为名，与被害人刘某等人洽谈业务约定：刘某等人将购货款存入指定银行并将存折交给陈某后陈即发货，刘某等人收到货物后告知陈某存折密码，陈再从银行取货款。当陈拿到存折后，故意让刘某等人临柜取钱几百元以证明存折确有存款。刘某等人按陈要求临柜取钱时，陈某等人便乘机偷看了存折密码。陈在确认存折内有钱后佯装回去发货，实际立即从银行将存折内70余万元取走后逃跑。检察机关指控陈某等人构成诈骗罪，法院以盗窃罪定罪量刑。④ 对于上述案件是以盗窃罪还是以诈骗罪定性，在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均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观点截然不同。为什么相同的犯罪事实在定性上会产生如此激烈的争议呢？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先从我国现行关于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立法规定出发，并结合社会一般观念，在重新审视盗窃罪与诈骗罪刑法理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准确把握住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本质特征，从而找到区分两罪的真正标准。 二、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的现状 我国《刑法》第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