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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监督审判机关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郭雯莉 内容摘要：宪法赋予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权力，同时规定审判机关受人大监督，向人大负责。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人大监督地位提升到新高度。人大监督审判机关总体上是包容契合的关系，有时候也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本文拟结合近年来的实证案例，分析归纳人大监督审判机关的现实困境，并根据政治、法律学原理提出人大监督审判机关的行为边界，在总结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人大监督审判机关的合理路径。 关键词：人大监督 审判独立 现实困境 行为边界路径选择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全国和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的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宪法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在享有独立审判权力的同时，也要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在实践中，人大监督审判机关总体上是包容契合的关系，有时候也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一、人大监督审判机关的现实困境及原因 （一）监督理念需更新。在我国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大围绕执政党为中心实现体制内资源有效的集聚。在这个意义上讲，各级地方人大既是实现执政党有效执政的政治空间, 也是把司法、行政力量聚集在一起形成良性互动的人际关系，构建一个特定行政区域内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相互交往的熟人社区的高度组织制度化的载体。人大和审判机关虽然职责分工不同，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共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共同服务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对来说，人大对审判机关的支持大于监督，人大监督的独立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多角色利益冲突。委员会作为“行动中的议会”，承担着人大监督的具体工作。委员会领导一般都是退居二线的老领导，有的认为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是给予即将退休的老同志的一种政治荣誉，有的将人大视为延续福利待遇的场所，没有意识到自身背负的政治责任。部分领导有在司法机关任主要领导的工作经历，加上“领导问责”“一票否决”等倒逼机制，监督原单位的主动性较弱。我国实行人大代表兼职制，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闭会期间，主要是在原单位工作，联系较多的是本选区的群众。人大代表往往侧重于保障本地区、本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提出的意见建议主要围绕纠正个案、增加编制、落实经费等具体问题，而对涉及司法监督工作全局性、根本性的机制建设却关注很少。据统计，人大代表在我省第十一届人大会议上向两院提出的建议，关于纠正判决、加快执行的建议高达60%，有的代表就涉及本单位的案件多次提出再审请求。 （三）群众参与分散化。在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社会结构已分化为国家政治领域、公民社会和私人领域并存的多元结构。“有人提出一个打算向世人推广的思想或意识，他就立即会去寻找同道；而一旦找到了同道，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仿效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发表意见，人们会倾听他的意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公民权利意识有所增强，公民个人基于公共诉求而成立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比如北京市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四大绿党”，积极参加人大关于环保工作的监督，将零散的个人诉求整合为科学建议，实现了个人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司法类社会组织较少并呈现官方半官方化倾向，利益表达权掌握于精英群体，群众参与面临无组织化、无序化、非制度化等困境。脱离了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人大监督成为空中楼阁。 （四）监督信息不对称。在监督工作中，人大通常采取听取汇报、实地调研等形式了解审判机关工作情况。实际中，汇报内容多是摆功夸好，对不足及原因分析较少，调研一般选择工作成绩好的地方进行，工作薄弱的地方选择较少，人大难以掌握全面真实的情况。审判机关内部有比较健全的监督机制，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相互比较了解，便于掌握各种信息，容易做到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但出于评优评先等部门利益考虑和感情色彩，内部监督往往不公开，惩戒力度也相对较轻。而作为异体监督的人大监督具有法律层次高、公开性强等优点，但在实行操作中，由于审判工作的专业化、司法腐败的隐蔽性、中间环节较多等原因，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沟通渠道不畅通、监督成本较高的弊端，人大监督审判机关处于被动状态。 二、人大监督与法院审判的内在关系和行为边界 自上世纪以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公约》等法律文件中明确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的原则的内在标准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司法权归属的专有性。国家的司法权专属于法院，不能由任何其他机关、组织、个人代行司法事务；二是司法权行使的独立性。法官在依法履行司法职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