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楚王酓章钟商商穆试解.docVIP

楚王酓章钟“商商穆”试解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1978年发掘的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一架65件，其中有一件楚王酓章为曾侯乙所作的镈钟，钲间纪事铭文如下（用通行字依原行款写出）：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 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 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作器者楚王酓章即楚惠王，作器时间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 与楚王酓章镈同铭的编钟，北宋时在湖北安陆曾出土过两件，最早著录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但只有编钟的铭文摹本，缺少铭文和纹饰拓本，也没有编钟的图形。这两件楚王酓章钟，其中一件纪事铭文与曾侯乙墓所出楚王酓章镈完全相同，唯行款有异，铭文末尾尚有“商商穆”三字（图一）。另一件钟的纪事铭文为“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系全铭的后半。此钟铭文的末尾又另起一行，直排书写“少羽反、宫反”五字。 图一 楚王酓章钟铭文摹本 薛书之后，宋代仍有其他金石学著作收录这两件楚王酓章钟，其中以王厚之的《钟鼎款识》所录最可参考。此书收录具“商商穆”铭文的一件钟，并增印了这件钟的铭文和纹饰拓本（图二）。由拓本看出，“商商”二字分别位于此钟正鼓部花纹的上、下居中处，“穆”字则在编钟的右侧鼓部。另一件钟的“少羽反”和“宫反”，虽无铭文和纹饰拓本，但据曾侯乙编钟标音铭文通例，应分别铸写于编钟的正鼓部和右侧鼓部。 图二 楚王酓章钟铭文和纹饰拓本 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宋代所出楚王酓章钟再度引发学者的讨论。目前，各家对于铭文“少羽反”和“宫反”的解释基本一致，即“羽”、“宫”分别为编钟正、侧鼓音的阶名，其音程关系为小三度。“少”指高音区，“反”乃高八度之意。但是，对于“商商穆”的理解则仁智互见，异说纷呈。 杨树达先生认为，“穆”应为变徵；黄翔鹏先生认为，“穆商商”为楚国穆钟律（音高位置在bB）的商调之商；李纯一先生认为，“商”、“穆”为编钟的正、侧鼓音，音程关系为大三度；吴钊先生认为，“穆”应为“变徵”，“商”、“穆”二音为大三度音程；曾宪通先生认为，“穆商商”应为“穆音商”，“即曾国穆音律之商音”；王德埙先生认为，“商商”应为商音之上方大三度（#F），“穆”为“商商”的上方大三度（#A或bB）；王子初先生认为，“穆”应为“穆钟之徵”，其音高位置为F，“商”、“穆”二音为小三度关系。本文也想对这件楚王酓章钟的“商商穆”铭文试加解义，以就教于大家。 首先看此钟的铭文和纹饰拓本。两个“商”字，一个“商”字在正鼓花纹之上，此处空间较阔，其上光素。另一个“商”字在正鼓花纹之下，此处空间狭窄，故字体也稍小一些。“穆”字在右侧鼓，空间也较宽余。再看纪事铭文，铸写于正鼓花纹之上，终于左侧鼓，几乎占满整个钟体。由此判断，纪事铭文当位于钟体的另一面，而这件钟应属无枚的编钟。 曾侯乙墓出土有两种无枚编钟。一种为中层二组的12件甬钟，钟体之上无枚，但有钲间，钲间两边各有一个较阔的四边形篆间，其中布满花纹，正鼓也饰有花纹；另一种为上层的19件无枚钮钟，除上·2·1—6和上·3·1—7的13件钮钟钮上饰绹纹外，均通体光素无饰。与楚王酓章钟相比，曾侯乙编钟的无枚甬钟多出了钲间和篆间，无枚钮钟则缺少鼓部的纹饰。显然，楚王酓章钟并不属于这两种型式的无枚编钟。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战国中期钮钟4件，伴出有木质钟架残迹。钟架有上下两个横梁，上梁有长方孔22个，当为悬挂钮钟所设，出土时仍有2件钮钟悬于上梁。所出4件钮钟也没有枚、钲间和篆间，但正鼓饰变形顾夔纹（图三）。我认为，楚王酓章钟正是天星观1号楚墓那样的无枚钮钟，其花纹仅限于鼓部，鼓部之上光素无饰。所不同的是，天星观钮钟无铭文，而楚王酓章钟的纪事铭文则位于钟体一面鼓部花纹之上，另一面的正鼓和右侧鼓刻有标音铭文。楚王酓章钟和天星观钮钟分属战国早期和中期，时代较为接近，且同属楚国编钟，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形制应是不以为奇的。 图三 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钮钟 再看天星观钮钟的正鼓，上面的顾夔纹贴近于钟口边缘，纹饰与钟口沿之间面积十分狭小，只有一件（图三，2）勉强有些空白。楚王酓章钟的正鼓即类于天星观这件钮钟。可能起初将“商”字铸写于正鼓夔纹之下，但由于空间较狭，字体自然较小。后来为了醒目，又在正鼓夔纹之上重刻一个字体稍大的“商”字。实际鼓部铭文应为同一个字，只是重复刻写而已。 曾侯乙编钟里的甬钟，无论有枚或无枚，其正鼓花纹之下均有一定空间，标音铭文便铸写于此，这与楚王酓章钟正鼓花纹之下空间十分狭小明显有异。而曾侯乙编钟的无枚钮钟，由于钟体光素无饰，刻写标音铭文就更加方便。 曾侯乙编钟的乐律铭文，其阶名均刻写于正鼓和右侧鼓部位，实测音高与标音铭文相同。而曾国与周、楚、晋、齐、申等五国的律名或阶名对应关系，则刻写于编钟的另一面。由此而看，楚王酓章钟正鼓部的“商”和右侧鼓的“穆”同样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