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不是救命稻草.docVIP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不是救命稻草2007年9月，法院终审判决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刘连琏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对刘连琏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中，刘连琏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数额的财产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 随着越来越多的贪官被推上被告席，越来越多的人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产生质疑或发出诘难，批评该罪名是腐败分子的挡箭牌、护身符、避风港、避难所、保护伞、免死牌，处刑太轻，放纵罪犯，与我国反腐败精神不符。 正所谓贪官们“谁没送过钱他知道，谁送过钱倒真记不清了”。 那么，对贪官如何罚当其罪？ 原本是为加大反贪惩腐弥补立法不足而设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形中成了网开一面规避法律的漏缝，它自身的一些矛盾和缺陷也日渐凸显。 这是一个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说它老，是因为在这几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过轻的问题，已被代表和委员多次提起，成了一个“老资格”的议案和提案。说它新，是因为它在近年的涉及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中，频频出现，金额不断攀升，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需求。 不能让贪官 从“来源不明”中获益 从2003年至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中，有省部级干部29人，其中王怀忠、王昭耀、王有杰、荆福生、韩桂芝、李金宝、王武龙等人，皆涉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若编份贪官不明财产榜，入榜者洋洋大观：从原宁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英福的1000万元，到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的1451万元、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1765万元，再到刘连琏的2000万元、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2600余万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早出现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并为1997年新刑法所吸收。该罪名填补了我国刑事立法罪名上的一项空白，堵住了打击职务犯罪领域的许多疏漏。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根据目前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 显而易见，该条款是立法机关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日趋严重，特别是少数官员聚敛巨额财富却无法查明其真实来源的情况而采取的立法措施，立法目的明确，针对性很强。 安徽省历史上数额最大的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是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林业处原处长尹西才案，因贪污人民币570.94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27.29万元以及财产来历不明人民币1901.38万元、美元66.82万元，尹西才一审被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5年4月11日，河南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商城县公安局长谢声明一案作出终审判决，被告人犯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谢声明的案件中来源不明的财产总额达到210万元，最后能定案属于受贿的不过1.4万元。也就是说，我们的纪检监察部门经过和腐败分子斗争，最后对其全部非法财产只查清了不到0.7%，还有99.3%没有查清。 如今不断有贪官落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名，常出现在这些贪官的罪状中。仔细阅读其罪状，便会发现“来源不明”的财产数额之大令人瞠目，而且这部分财产的数目远远大于其被查明来源的贪污受贿数额。 2006年2月16日，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案牵出的原牡丹江市公安局长韩健因受贿、行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四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令人惊奇的是此案行贿受贿的涉案金额仅98万元，而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涉案金额却高达2150余万元。 近年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呈现出三个特点： ――犯罪数额越来越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数额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原中国工商银行福建厦门分行行长叶季谌，受贿赂295万元，另有491.48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称为安徽第一贪的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及其妻子，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其中受贿仅200多万元，来源不明的财产达1800多万元。湖南省“三湘女巨贪”蒋艳萍，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都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况。他们果真不记得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了？还是他们即使记得也装作不记得？ ――关联犯罪比较突出，单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查处的少。虽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其独立的构成要件，但犯该罪被查处者通常与贪污罪、受贿罪相伴，很少有单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查处的情况。往往是等到罪犯的贪污、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