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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远洋渔业国际合作及风险分析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已成为人类第二大生存和发展空间。在世界各国正面临过度捕捞鱼类资源的压力与挑战的背景下，我国海洋渔业方面同样也存在着在复杂的国际渔业合作环境之中求生存和谋发展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远洋渔业国际合作中存在的风险，对我国参与世界共有渔业资源的合作开发，减少涉外渔业事件的发生，提升远洋渔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远洋渔业合作的现状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的理论，与渔业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远洋渔业合作，是我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发展远洋渔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国务院于80年代初提出“尽快组建我国的远洋渔业船队，放眼世界渔业资源，发展远洋渔业”的要求后，中国渔船队从沿海走向了远洋。1985年3月，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等派出由13艘渔船、223名船员组成的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起航开赴西非海岸，开辟了我国与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等国的渔业合作领域，揭开了我国远洋渔业历史的第一页。经过20多年的艰辛努力，远洋渔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我国从事远洋作业渔场涉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及欧洲、美洲、非洲附近海域30多个国家和地区管辖水域，中国水产总量和水产总值多年来一直名列世界之首。 随着我国远洋渔业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已先后同合作国家签署了10多个双边渔业合作协定。如：中美渔业协定、中俄渔业协定、中俄两江渔业资源管理议定书、中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渔业协定、中国-毛里塔尼亚渔业协定、中国-几内亚渔业协定、中国也门渔业协定、中日渔业协定和中韩渔业协定。我国在渔业国际合作方面主要涉及近距离周边国家的国际渔业合作和远洋渔业合作两个方面。主要的渔业合作对象和区域有： 1. 中俄渔业合作 太平洋北部和远东地区所在的海域属于世界海洋中的一个渔业高产区，其特点是捕捞的主要地区距港口和加工综合体近，拥有大量的海洋生物资源潜力，生物资源种类构成独一无二，发展鱼产品加工的条件良好。1988年中俄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渔业合作协定》规定在捕鱼管辖海域内组织捕捞生产，在共同渔场相互提供渔船和鱼产品运输方面的服务，发展水产养殖业，在修船及造船方面进行合作，研究海产品的加工技术等。双方还成立了渔业合作混合委员会。2006年的《中俄联合声明》还指出：“双方将扩大海产品深加工合作。”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中俄渔业合作尚未形成规模，仍未成为双方的主要合作领域。 2. 中日韩渔业合作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建立，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政府都分别批准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并宣布要建立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区域，从而拉开了中、日、韩三国国际海洋边界划定的序幕。1982年《公约》和东北亚的专属经济区制度还产生了三个渔业协定：日韩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和中日渔业协定，1998年12月11日和1999年1月6日，日本国会和韩国国会先后通过了新的中日韩渔业协定。2003年11月17日，中国农业部渔业局还与日本渔业海外协力财团联合签署了“于中国金枪鱼市场开拓项目合作协议书” 。规定由日方提供关键保鲜技术、设备帮助，中方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和场地，以此解决目前我国金枪鱼水产品市场中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问题。 3. 中越渔业合作 中国和越南共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协定》以及两国《关于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于2004年6月30日同时生效。《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是两国在进行北部湾划界的同时，对北部湾渔业活动作出的过渡性安排。协定通过设立共同渔区、过渡性安排水域和小型渔船缓冲区等形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北部湾对双方现有渔业活动的影响。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对中越两国共同养护和合理利用北部湾渔业资源、实现北部湾沿岸地区的长治久安以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4. 西非渔场的合作 西非渔场是我国国际渔业合作的传统渔场。西非塞内加尔渔场是我国在1985年远洋渔业起步之时的第一站，以此为起点至今已与非洲其他国家形成了我国重要的渔业生产场地。20多年来，我国还先后与非洲地区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灵活多样的国际渔业合作关系，建立起互利互补的合作格局。相继签订了中国-毛里塔尼亚渔业协定、中国-几内亚渔业协定等合作条约。不仅帮助这些国家开发利用渔业资源，还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劳动就业机会，深受当地国家和人民的称赞。由于远洋渔业投资大、生产周期长，我国企业大多采取与外商合资、合作或补偿贸易的方式，就地捕捞、加工和销售，保持了较高的生产效益。 5. 南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