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郭沫若身边文化特务.docVIP

潜伏在郭沫若身边文化特务南京解放前夕，敌我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淮海战役末期，蒋介石集团自知末日来临，一面进行紧急疏散，一面安排特务潜伏。自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短短4个月时间内，国民党特务系统先后在南京设下20多个潜伏组和情报站，滞留了3300余名特务。其中，有中统、军统双重身份的文化特务――军统唯一的少将文化组长荆有麟，就是潜伏在南京的“国防部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他曾被蒋介石称为“最优秀的同志”。他利用南京“蹦蹦戏”剧团作掩护，收集情报，暗中破坏。南京市公安局在市委书记兼市长刘伯承的直接指挥下，一举侦破了此案。1951年5月，荆有麟等一批潜伏的特务被镇压。 军统、中统，郭沫若身边的双料特务 荆有麟是一个20年代就活动于文化界的“杰出”特工。后来，他深得戴笠、毛人凤的青睐。1923年，他在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曾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哈哈报》，后来他被北洋军阀吴佩孚收买。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训练总干事，长期从事特务活动。 1939年8月，他从重庆考选委员会派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防奸防谍训练班”受训。1940年，受命监视郭沫若。他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混入了郭沫若在重庆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后来，他打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秘密调查左翼文化名人的言行活动，专门刺探文化界的情报。当时，荆有麟特殊的工作环境深得中统、军统的重视。平时荆有麟将在文化界的所见所闻收集，上报特务机关。每个星期天，特务机关派专人到荆有麟家取情报，每月发给他数十元的津贴。荆有麟的老朋友中共办事处的何成湘、新华日报办事处的鲁明，都成为他收取情报的对象。文化工作委员会容纳了大后方文化界知名人士及进步人士，如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茅盾、老舍、田汉、洪深、史良、翦伯赞、侯外庐、冯玉祥、邓初民、马寅初、陈铭枢、欧阳予倩、曹靖华等，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徐冰、陈家康、廖梦醒、廖沫沙、欧阳凡海、乔木、胡绳、戈宝权、潘梓年以及到过重庆的林伯渠、林彪等，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德洛夫、苏联驻渝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米舍尔克拉夫斯基、苏联大使馆秘书弗德林柯、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均在他的监视范围。文化工作委员会地处重庆乡间的赖家桥，重庆城内仅有办事处。有时，郭沫若进城办公，赖家桥的办公地点就无人来往，荆有麟常常一两个月得不到情报，引起特务机关的不满。以后，只要郭沫若长时间在城内居住，荆有麟就每月进城住一个星期，白天监视郭沫若，晚上到特务机关去写汇报。 荆有麟是高级文化特务，有着作家的身份。他是中苏文化协会理事、文艺协会驻京（南京）成员之一，因此能渗透到文化界各个领域，常与文化名人接触。他平时还从事文学创作，出版过《火焰下一天》、《间谍夫人》、《小红姑娘》、《流星》及《回忆鲁迅片断》等书。他曾写过一本《国共之间》的书，其主题是宣传国共一致抗日，符合民意。他考虑到此书政治影响比较大，想征求周恩来的意见。1942年10月，重庆市文艺协会邀请各界人士联欢，荆有麟也随郭沫若被邀请。晚上8时，神采奕奕的周恩来来到现场，顿时全场沸腾。荆有麟抽空找到周恩来，把写此书的目的及出版的难处诉说了一通。周恩来当即表扬了荆有麟，表示可以看一看，要荆有麟把书稿交给中共驻渝代表徐冰（当时周恩来不知道他是特务）。不久，因荆有麟的《间谍夫人》出版后《新华日报》对书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评，荆有麟才未敢将《国共之间》的书稿送到徐冰那儿。 黔驴技穷，文化特务编造情报诓骗上峰 香港沦陷后，大多数文化名人都跑到了桂林，蒋介石为拉拢这些人派刘伯闵带了大量金钱到桂林邀请他们去重庆，其目的是不放心这些人，把他们弄到重庆后好让张道藩控制。当时，郭沫若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夏衍，荆有麟便报告给特务机关，说郭沫若与夏衍阻止在桂林的文艺界人士前来重庆。蒋介石为此曾在某次国民党大会上大骂郭沫若，说他只为共产党做事，使得国民党内郭沫若的朋友都不敢理郭沫若，使得郭沫若从事的进步文化活动受到了影响。 有一次，周恩来在重庆借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一连数天邀请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征询对国共合作的意见。荆有麟将此情况报告了特务机关。蒋介石知道后，一怒之下把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了，使得文艺界人士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同时也使我党失去了一个统战工作的阵地。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华代表米舍尔克拉夫斯基及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弗德林柯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他们常常与中国文化名人来往。荆有麟竟捏造他们指使中国文化名人从事反政府活动，蒋介石因此命令戴笠与徐恩曾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如果发现他们召集中国人开会就逮捕他们，并搜集他们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证据，以便向苏联提出抗议。 1944年，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该会城乡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