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投稿文献秩序 思想秩序.PDFVIP

中国月期刊咨询网 古代文学论文投稿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 人类对自己生产的文献加以整理，是为了求得文献秩序。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 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构。这就产生了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文献秩序、思想秩序、 统治秩序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本文意在讨论这一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是广 义上的统称，即包括对文献加以分类（分类学）、编目（目录学）、编纂与汇编（类书学、百科全书学等）、版本鉴 定（版本学和校勘学）、训诂与注解（训诂学、考据学、注释学和诠释学）等多种形式的文献整理活动。限于篇幅， 本文以中国古代的文献分类、目录和类书编纂活动为主要讨论对象。 摘要：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 构。在古代中国社会，文献整理活动对于建立儒家思想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历代统治集团大都非常重视文献整理 活动，为此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传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通过 “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再通过这种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来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这就是中国古代 文献整理活动中蕴含的秩序建构逻辑。 关键词：文献整理,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 一、文献秩序：秩序建构的表象 求得文献秩序固然是文献整理活动的直接目的。那么，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目的是否仅仅是求得文献秩序呢？从 文献分类和编目的技术性任务看，文献整理的目的似乎就是求得文献秩序。一些学者也是如此言说的，如著名目录学 家姚名达在评论《七略》时认为，“书籍既多，部别不分则寻求不易；学科既多，门类不明则研究为难。故汇集各书 之叙录，以学术之歧异而分别部类，既可准其论次而安排书籍，以便寻检，又可综合研究而辨章学术”[1]（P49-50） 。有的学者在总结论道、传道的基本载体，通过经典来体道、悟道，才能实现“内圣外王”的崇高志向。在这种志向 的导引下，自然形成两种社会风气：以经取人和“文出于经”。以经取人，自汉武帝实行“四科取士”以来，“明经 ”成为选官用人的必考科目，虽然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未采用“明经”科目而是以“品第”取人，但随即被隋唐 科举制所取代，自此至1905年废科举，“明经”一直是选官用人的必备条件。“文出于经”，其典型表现就是“引经 据典”。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引经据典是人们考辩论理、作文赋诗必要的表现手法，甚至还是一些人明理善断、聪颖 好学的表征。南宋李耆卿在《文章精义》中认为，六经“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 焉”。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 述议论，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对此概括地说：“战国之文，皆源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 ，六艺足以尽之。”这些认识，其实都在提出一个无形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答案就是：经学知识最有价值。 1这说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宗旨不在于文献秩序，而在于“明道”，即通过文献分类活动，把统治阶级认可 的“经义”（王道）凸显出来，使其法定化。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十九则说得非常明确：“圣朝编录遗文， 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 那么，为什么必须遵循“经→史→子→集”这种次第关系呢？对此，乾隆皇帝有一段精彩比喻：“以水喻之，则经者 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 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7]（P17）乾隆皇帝的这段话，明确了“经→ 史→子→集”这种次第结构的内在逻辑。这种“经→史→子→集”次第结构，其实就是中国古人对“什么知识最有价 值”问题的明确回答。这说明，“斯宾塞问题”在中国古人那里早有定论，只不过中国古人认为“首重者经”而非科 学知识。 2.类书中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结构 类书是通过“辑录”或“撮述”的编纂方法，将多种相关文献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加以组织而成的一种文献类型。“ 分门别类”就需要设类目，且按照一定次序形成类目体系。中国古代类书编纂传统源远流长2，形成与西方百科全书 体例不大相同的类目设置体例，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类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百科全书。自唐初纂修《艺文类聚》以来 ，中国古代类书的类目体例基本定型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