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金牌盛宴之后.doc

北京奥运的金牌盛宴之后，留下许多思考。如白岩松所言：“51块金牌，除了带来内心的喜悦，它并不会带来我们个体的健康，也并不会立即带来更多人投身体育的热情。说句实话，奥运金牌越拿越多，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与热情，不仅没有进步，似乎还有退步的迹象，孩子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准备考试，而不是在跑道上奔跑。”他特别提到“几乎与奥运共生的‘爱国主义’，在本届奥运期间，并没有那么高调，媒体的报道，少了很多‘为国争光’，‘他是中国的骄傲’这样的字眼；而运动员言语中，也少了一些空洞的套话，记者的提问也不会把他们往‘爱国主义’的基调上引，而低调之后的‘爱国主义’反而变得更深沉，更内敛，但却更实在，更深入人心。有趣的是，当‘爱国主义’更低调更内敛，‘爱情主义’却前所未有地高调，几乎从头到尾，几乎无处不在，不分中外。” 文明优秀文化的传承，似乎缺少两条腿，造成中国体育举步艰难，没有远大理想，迷失改革方向。在经历了2008北京奥运会的极度辉煌后，我们终于看到中国体育在思想观念上正在进行的一次历史性转变。体育是人类有意识创造的通过身体运动促进自身发展的一种文化方式。文化的深层是价值观。人文精神是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人文价值观是指导人类体育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航标。然而， 文明优秀文化的传承，似乎缺少两条腿，造成中国体育举步艰难，没有远大理想，迷失改革方向。在经历了2008北京奥运会的极度辉煌后，我们终于看到中国体育在思想观念上正在进行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体育是人类有意识创造的通过身体运动促进自身发展的一种文化方式。文化的深层是价值观。人文精神是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人文价值观是指导人类体育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航标。然而，自西方体育传入以来，沉重的历史背景使中国体育的发展一直受制于社会政治诉求，长期形成的军国民体育观念对中国体育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它强大的惯性遮蔽了体育的人文价值，使中国体育变成政治或经济的附庸，始终无法皈依自己的文化身份。 言及体育思想的萌芽，不能不要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人对于健美人体的狂热追求，几乎可谓空前绝后。在古希腊众多的城邦中，因为对身体训练追求的目标差异，斯巴达和雅典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对待身体的价值观。一种是久居于山地的斯巴达人，从小就要经历严酷的身体训练，为了战争而牺牲了其余的一切，男女青年都进行的身体训练就是创造一个个无敌的战士。他们生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男女老幼都是强壮的战士，军事化的身体训练达到高峰，成为全民皆兵最极端的典范；另一种是面对蔚蓝色地中海的雅典人，他们用宗教的虔诚锻炼自己的身躯，把男女不同风格的人体美通过锻炼而表现到无以复加的神圣境界，成为古希腊数以百计的城邦推崇和效法的人文榜样。“在希腊人看来，对抗具有重要作用，它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激励”,他们如此重视身体竞赛和智力发展，是绝无仅有的。在古希腊形成的以斯巴达为典型的军国民体育观念和以雅典为代表的人文体育观念的雏形，成为此后西方体育思想萌芽和演变中此起彼伏交织的两大主线。 古罗马延续斯巴达传统，崇尚军事征服,把经过训练的身体作为战争工具，同时，也成为穷奢极欲的身体娱乐方式；经过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文艺复兴后健美身体重新呼唤起人的尊严，人自身的发展再次受到重视，人文体育观念得到思想家们的提升，在教育实践中尝试。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使人们的体育意识骤然清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体育思想迅速成熟并得到广泛推崇；而科学的发展使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技术变得先进而规范，科学主义体育立竿见影，体育的生物价值和政治价值凸显。19世纪新兴民族国家大量产生，“蕴藏于合理体操中的国家政治价值”，成为民族国家独立的政治追求，而非真正为了体现其教育和健康的价值，体育为社会、为政治、为军事服务的价值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又占据主导。“顾拜旦希望体育能够减弱各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然而，奥运会很快成为提高国家政治威信的工具”。19世纪末在军国民主义思潮推动下，体育与科学、政治结伴而行，以德式体操为最佳载体，一时间风靡东亚。中国正是在这个军国民主义盛行的时候，引进了西方体育。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清朝维新派、洋务派提出体育强种强国的主张。张之洞《劝学篇》提倡兵学，并实施文武合一教育。严复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的解读，为“体育救国”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天演论》中，“严复把重点从个体竞争（达尔文）转换为种族斗争。他断言，群体的凝聚力是，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力的原则”。 延续中国传统观念，“合群保种”，才能救亡图存，突出强调集体的竞争力。在《原强》中，他反对文强武弱，“鼓民力”，藏兵于民，成为救亡图存的有效途径，体育被赋予了复兴种族的神圣责任。严复提出的“合群保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