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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夏商西周财政 一、我国的奴隶制财政 二、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收入 三、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支出 四、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管理 第一节 奴隶制财政 一、我国早期财政的形成 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充满了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变革。 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农业逐渐向锄耕农业过渡。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改进，专用工具的出现和推广，水利灌溉等农业技术的运用，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社会不仅有了剩余产品，而且日渐积聚。私有财产与个人财富的急剧膨胀，促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了第一次社会分裂，社会开始分为两大对抗阶级，即主人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的奴隶制现象，现在成为整个社会制度的本质组成部分。 战争是国家的助产婆，治水是公共权力的催化剂。 原始战争已从氏族复仇、械斗演变为抢劫他人财富，战争不仅打破了狭隘的血缘关系，使各氏族部落成员混杂居住，以融合成一个民族进而演变为国家，同时战争又提供了大量的战俘，即奴隶。这时的奴隶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简单助手，而已成为主要的生产者了，他们被成批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与私有制、奴隶制并行发展的婚姻制已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黄河泛滥成灾，大范围的治水要求统一指挥、统一领导。大禹联合了共工氏及伯益、后稷等部落，总结了其父鲧治水失败的教训，开沟凿渠、疏通河川、引流入海、整治土场、安定居民，化水害为水利，造就了黄河两岸的沃土良田，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夏部落联盟在治水中脱颖而出，日渐强大起来。 夏部落联盟经征伐而得天下，经治水而为天下拥戴。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夺取了王位，所谓大禹传子，标志着“禅让制”的结束和王位世袭制的确立，宣告了国家的诞生 夏王朝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分置九牧进行管理，国家又设置了“三正”等融政治、军事、经济为一体的混合性官员，同时又创设我国历史上最早刑法即“禹刑”和最早的监狱即“夏台”。 夏王朝的出现标志着原始财政转向国家财政。恩格斯指出，“为了维护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分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捐税是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是最早出现的财政范畴之一。史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此为各部落、诸侯国向夏王朝缴纳贡物。《史记．夏本纪》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尚书．禹贡》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祗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孟子．滕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而贡”，贡赋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夏代奴隶制国家财政的形成。 二、奴隶社会本质与早期财政 奴隶制时代，国家对奴隶的超经济强制能否采用税收形式，或者说，税收分配是否也包括奴隶劳动，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1、对奴隶的剥削能不能采用税收的形式？2、奴隶社会中是否存在税收分配形式？ 答案前者是否定的，后者是肯定的。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没有独立的经济和独立的人格，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 ，对于奴隶主来说，只是“活的生产资料”，他们被剥夺的双重性在于：一方面为奴隶主创造财富，一方面又为奴隶主繁殖奴隶。因此，对奴隶根本不存在课税的经济条件。奴隶主占有和支配一切，这是由奴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这就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 可见，奴隶劳动不形成奴隶制国家的税收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奴隶制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奴隶们创造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奴隶构成奴隶社会的本质方面，可以说，人类辉煌的古代文明就是建筑在奴隶们的血汗和累累白骨之上的，奴隶制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方面，当然是奴隶们创造的。 中国奴隶社会的等级划分十分严格，它不仅是政治的划分同时也是经济的划分，其概貌大略如下：最高一级是王，或称天子。王下为公，公包括公候伯子男王等诸侯。公下为卿，卿下为大夫，大夫下为士，卿、大夫和士又各有上中下，这些人称为君子，构成了统治阶级。 在被统治阶级中有“国人”这一等级，他们是典型的自由民，奴隶制国家与具有独立经济和独立人格的自由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是税收。国家必然地采取强制性课税形式以集中财政收入，既然存在课税的经济条件，那么强有力的政府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繁重的赋税，这是剥削阶级国家财政的质的规定性。 总之，由奴隶社会的本质及其特征决定了奴隶制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是由奴隶们创造的，但不是采取课税形式，而是对奴隶人身占有所导致的最直接、最无耻的榨取。然而，奴隶制国家也存在课税的经济基础，那是对拥有独立经济的自由民而言的。 三、奴隶制国家财政的发展 （一）夏代财政 夏代为我国奴隶社会的草创时期，尽管它刚从原始社会内部脱胎而来，还带着氏族社会的痕迹和残余，但它已是一个文明国家，原始社会生产力在夏代已有了质的突破，社会经济出现较大的发展。 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