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法理研究.docVIP

　　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法理研究|第1 内容显示中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民支配身体行为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法律行为，不少国家已专门制定了规范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法律、法规。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此未作任何明确规定，至今亦未见有关规范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单行民事法律颁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民捐献器官、血液甚至遗体等支配身体行为屡见不鲜。理论研究的肤浅及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务中处理由公民支配身体行为引起纠纷的案件无法可依，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上的有力保障。因之，研究和探讨公民支配身体行为问题，无论对于完善我国的立法以指导司法实践，还是深化法学理论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法理研讨，以期唤起立法界和理论界的重视。 　　　　　　 一、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从逻辑学意义上讲，给概念下定义实际上就是揭示被定义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籍以区别他事物。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概念是对现实生活中一系列的具体的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高度抽象概括，以揭示它们的独特内涵。公民支配身体行为是指，公民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对其有生理机能的器官和其他组织等身体构成部分所作出的排他性支配的行为。从广泛意义上理解，公民支配身体行为还应包括对自己死亡后的遗体的支配，由于笔者对遗体支配问题另有专文论述，本文所论及的公民支配身体行为尚不含对遗体的支配。公民支配身体行为源于现代民法中的公民身体权。我国民法学者认为，身体权是指“自然人对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完整和支配的人格权”，[1]身体权“不仅表现为对身体完全性和完整性的维护权，而且表现为对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支配权。”[2]传统民法理论及伦理观念并不认为公民可以支配身体的组成部分，而只强调公民身体完整性不受破坏，但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法律、伦理观念的进化，公民支配身体行为已被现代法学理论所承认并为现代立法所确认，公民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支配自己的有生理机能的器官、血液等身体部分。 　　 公民支配身体行为是一项特殊的法律行为，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第一，行为主体具有广泛性。现代法学理论认为，身体权是公民的一项以人格权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在我国，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因此，每个公民都应享有身体权。据此，凡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都可以基于身体权而行使支配身体行为。 　　 第二，行为客体具有特殊性。行为客体就是公民支配身体行为中的支配对象，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客体是公民身体的某一或某些有生理机能的组成部分。身体是公民的躯体，它由肢体、器官及其他组织等组成，公民身体之构成部分可以成为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客体。对此，国外民法学界早有论述，如德国的一些民法学著作认为，“为了移植由人体上取下的器官在再植之前便是权利客体”。[3]现代社会禁止将公民的整个身体（有生理机能的活体）作为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对象，例如人口买卖已被各国立法所禁止；公民的生命更不能成为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对象。 　　第三，行为内容具有支配性、专属性、排他性。该行为的支配性表现为公民可以直接支配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公民转让器官、血液等身体组成部分；公民支配身体的行为与公民人身须臾不可分离，因此，只有公民本人才能行使支配其身体行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他人不得非法支配公民身体；公民依法行使支配身体行为不受他人限制和干涉。 　　 第四，公民支配身体行为具有无偿性。通常情况下，器官、血液等身体组成部分不具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因而无交换价值。因此，公民支配身体行为不具有有偿的性质。 　　　　　　 二、建立公民支配身体行为制度的意义 　　公民支配身体行为是一项特殊的法律行为，它必须经过法律的确认并予以严格规定，否则会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混乱。因此，不少国家和地区通过专门立法来规制该行为。如新加坡于1987年颁布了《器官移植法》，美国于1984年通过了一项禁止公民买卖器官的法律。我国有的地方人大专门制定了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1989年1月制定了《上海市民义务献血条例》。但全国人大尚未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制公民支配身体行为，因此可以说，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而“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处理私权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固定下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4]。我国法律既是“人民自由的圣经”[5]，又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因此，完全有必要制定《器官捐献法》、《无偿献血法》等规制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法律，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公民支配身体行为的涵义、支配身体行为客体的范围、支配身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