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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女师的缘起和变迁 　　摘要：清末，朝廷颁行“新政”，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直隶北洋女师学堂开风气之先，以“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著称，而其沿革经历了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师等三个不同阶段，最后整合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民国创建及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更名、调整，今为河北师范大学。 　　关键词：公立女学堂；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师学堂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1-0089-04 　　师范教育在职业教育系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以图册形式出版的《近代中国看天津――百项中国第一》一书中，将“北洋女师学堂”列为“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这表明“北洋女师”在师范职业教育中有着特殊的开创意义。书中介绍该学堂为1906年6月13日由傅增湘创办，首任校长吕碧城（按：应为总教习。即教务长，校长为学堂监督傅增湘）。辛亥革命后扩大规模。多次更名，自1906年至1928年，培养出698位本科毕业生。校址位于河北区天纬路。由此可以得知。“北洋女师”创立于清末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时段。也正是袁世凯主政直隶之时。 　　背负“窃国大盗”恶名的袁世凯，于清末朝廷颁行“新政”之际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力推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他认为“振兴学校，首重师资”，“师资既富，学自易兴，此为办学入手第一要义”，故“师范宜速造就”。津门诸教育家如严修、卢木斋、傅增湘等热心教育人士为之襄助，并动员民间力量，共同发展近代教育。此时，作为一省之长的袁世凯，还是颇有一番作为的，直隶新式学堂的建设居全国各省前列。 　　据1906年6月统计，仅在普通教育方面，已有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等小学堂4 162所。这一组数字凸现的是一个不成比例的“金字塔”型。底座（初小）相当大，往上逐级缩小，初小、高小就相差20多倍，难以衔接。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资不足。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悠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影响十分深远，致使女子教育尤为落后。更为艰难的是新式学堂初创，“前无所因，愿力虽宏，措施匪易，教授无方，错谬杂揉”：且部分官绅对此“敷衍苟且”，社会上“甚者造作谣言，横生阻力”，当年有此成绩。已属不易。有鉴于此，兴办师范教育培养师资，尤其是女子师范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北洋女师”创立的重要缘由，而其成立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一、女子公学时期 　　天津由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是1903年教育家严修创办的“严氏女学”，专收亲友女童。尔后，有了女子中、小学堂。至于高层次的女子师范教育，首推1904年成立的“女子公学”，只是未冠以“师范”称谓。其首任总教习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生于官宦之家，称得上是一位传奇女子。其父吕凤岐曾任山西学政，1895年病故。1903年，年仅21岁的吕碧城只身来到天津，因偶然投稿创刊不久的《大公报》，以其文采博得主笔英敛之的赏识，遂留作编辑。后又为袁世凯聘为“北洋女子公学”的总教习。“女子公学”又名“公立女学堂”，系由英敛之等人创办。1904年10月3日《大公报》载有其《创办简章》，共列二十六条，称学堂“系合官绅捐款而成，故为官绅合办”。以“开导女子普通知识，培植后来师范，溥（普）及教育为宗旨”，这里有了“师范”的明确标识。《简章》署“吕碧城倡办”，“创始经理人日日新闻社方药初、大公报馆英敛之”。 　　学堂以天津府名义呈报《公立女学堂开办章程》，文中写道：“国家之强弱视夫人才，人才盛衰。教育善否。有以判之也。教育者诚立国之本，固无分于男女，而女子一端尤为家庭教育之根源，培植人才之基础。因孩提之童，日依母侧，熏陶渐染，习惯自然。古今圣贤豪杰建大功立大业者，往往承幼时之母教，定一生之志趣，其关系为何如耶。今者朝廷锐意维新，知本原之所在，兴学为先……天津学堂林立，独是女子一端尚未发达……（故）创设公立女学堂”。这一节论述“宗旨”的文字，特别强调了女性受教育的重要，十分生动、明了。学生资格定为“凡系家身清白，有志向学者，不分畛域，俱可收录”。经费首获海关道拨助开办费一千元，又得厘捐局、银元局每月各拨银一百两作为常年经费。收录学生30名，学生月缴学费2元。学堂聘英文女教习和日本女教习兼授算学、图画、手工、体操。又称学堂“拟增建斋舍”，再拟增学费1元。等等。直督袁世凯批示：“准销所拟，章程亦甚妥协，应随时增拓。以臻完备”。不久，天津府又呈文请拨经费，称该学堂系“官绅捐款而成”，“亏损甚巨”，“每月不敷二百五十两”，“女学堂责任尤重，若无人主持，势将中止，未免可惜”。遂推荐翰林院编修傅增湘，称该员“品行端方，学问优裕，且倡办时亦颇赞成其事，请其充当监督，实堪胜任”。袁督批准前已呈报拨付开办费一千元，厘捐、银元两局每月各拨银一百两。待傅增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