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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行胜于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谈之十二 童世骏 核心观点 　　改善客观环境的最佳途径是改善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言语和行动，而改善我们的言行的关键，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 努力做到言行一致是重要前提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工夫，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变为实实在在的东西。 　　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实质是把言行一致作为价值倡导的重要前提。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意味着强调我们所要倡导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也意味着强调我们是抵制价值虚无主义的。从逻辑上说，抵制价值虚无主义是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必要前提。价值虚无主义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无耻，如“我是流氓我怕谁”、“我爸是李刚”之类的；一种是伪善，如鲁迅曾经尖锐地批判过的那种“做戏的虚无党”。相比之下，无论从其实质还是从其克服的难度来说，“伪善”，或者说那种极度的知行分裂和言行矛盾，有时是比那种一眼就能识破的“无耻”更值得我们去警惕、去抵制的社会现象。因为伪善一旦盛行，会降低人们对丑恶现象的警觉，会弱化人们与丑恶现象斗争的决心，会使越来越大的人群对丑恶现象无可奈何，甚至习以为常，甚至同流合污。 真信真懂才能真做真用 　　那么，如何努力通过言行一致，而体现知行合一、行胜于言呢？ 　　首先要处理好“言”和“心”的关系，避免“言不由衷”。常言道，“言为心声”。在价值问题上，我们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应该是我们的真心想法，确切些说，是我们关于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的真实信念。“言行不一”的出现，往往是“言不由衷”的结果。在孔子的弟子当中，宰我以“言语”见长。宰我对夫子倡导父母死后子女守丧三年感到不满，而孔子是这样回答弟子的犀利质问的：生养你的父母死后，你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物质生活吗？在孔子看来，对于宰我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心之所安”的问题。同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真信、真懂，才能真用，真去实施。如果还是把它当做口号，虚晃一枪，那么，言行不一、知行分裂的真相，迟早会暴露于世人眼前。 　　其次要能处理好“经”和“权”的关系，避免“因权离经”。经权关系大致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孟子的时代，“男女授受不亲”是“经”，是原则问题，但嫂子溺水，小叔子还是可以援之以手的，这是“权”，是灵活性问题。所以，孟子看似奇怪的那个说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其实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他所说的“惟义所在”。“义”属于原则的范畴；处理好经权关系，关键是处理好“原则”与“规则”和“个案”之间的关系。原则和规则是要用于个案的；究竟如何运用，在原则和规则当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而取决于当事人在具体情境中如何权衡和变通。但既然这里的“权变”是运用原则和规则时的权变，它就不能违反规则，尤其是不能违反原则。而事实上，当下有多少言而无信、言行不一的现象，是借着“原则性加灵活性”的名义而长期存在于我们眼皮底下的！强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经常抓、长期抓，针对的就是这种现象。 　　第三要处理好“公”和“私”的关系，避免“因小失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常都兼具公共角色和私人角色；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的作用之下，几乎每个人的私人生活状况都可能成为公共事件，因此造成对他人对社会的不小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尽量在公共生活中做到言行一致，而且要尽量在私人生活中做到表里不二。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密切关联，在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和先进模范等等这样的重点人群那里，尤其值得重视，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和公共权威，会强化他们的个人行为的社会意义，或者放大他们的个人错误的社会后果。 改善客观环境从改善我们的言行做起 　　第四要处理好“言”和“说”的关系，避免“以言害事”。在当代社会，说话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行动方式。当我在学校里表示要好好为师生服务的时候，我是做了一个承诺，而“承诺”就不仅仅是说了一句话，而同时也是做了一件事，所谓“以言行事”；在这里，“言”就是“行”。如果我们把承诺以及道歉、安慰、责备这样的“以言行事”的活动叫做“说”的话，“言行一致”的要求就延伸到“言说一致”上来了。如果我在说“我要好好为师生服务”这句话的时候是漫不经心、甚至言不由衷的，如果我平时的行为让师生觉得我说这句话只是在做表演，而不是在做承诺，我就陷入了一种特定形式的言行不一：我的所言（这句话的语义内容）与我的所说（这句话的语用效果）之间就发生了矛盾。信息化时代、大众化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大量社会活动是用言说活动来进行的，比如广告、咨询、表演、商谈等等；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注意抵制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