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梁启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定稿).pptVIP

毛泽东：“《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节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芮恩施《使华记》“梁启超先生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理论家,虽然日本人长期对他以朋友的态度相待,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准备利用日本人的援助,但决不愿放弃国家的一切基本权利”。 ;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警告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 （《再警告外交当局》） ;梁启超：“当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当时鄙人亦曾著论十数篇，力主无论如何万勿签字，宁可任日人以武力占领，不容以条约承认其权利。（见民国四年三四月间之英文京报及大中华杂志）果能如此，则今日在和会上之理直气壮宜何如者。” （《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 （《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 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梁启超：“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磋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 梁启超一则建议成立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一则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1919年2月，梁启超在《世界和平与中国 》提出中国的基本要求： 一、胶州湾及青岛应与山东路矿一并由德国交回中国; 二、1915年5月及1918年9月中日两国的密约应归无效; 三、修正关税; 四、取消庚子赔款; 五、渐次撤废各国租界; 六、统一铁路外资; 七、各国放弃在华特权。 ;3月9日，梁启超在巴黎《时报》发表文章：“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回中国,日本不能藉口有所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 ;3月中旬，梁启超致汪大燮、林长民电： “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乞转呈大总统。” ;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致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文，倡议发起拒签和约运动：“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2日，《晨报》发林长民：“胶州亡矣！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