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大于投资及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docVIP

储蓄大于投资及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关键词］国际收支失衡；加工贸易；储蓄与投资；结构性调整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目（CA）逆差和东亚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成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最直接表现。[1]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出现了“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而且这种本应是过渡性结构竟然持续十几年之久，并有可能在未来5―15年继续保持下去的趋势。[２]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与研究。 一、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原因分析 从国际收支的数据上来看，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收支结构大体上还是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CA逆差+KA顺差的传统结构模式。但1985―2006年，中国经常项目除1985，1986，1988，1989，1993年是逆差外，其余年份全是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KA）除1992和1998年外，其余年份都是顺差，在1993―1996年，和2001年后都出现过迅速增加的态势，2004年KA项目盈余创造了1106．6亿美元的历史高点。CA和KA顺差占GDP的比重自2002年后都超过了2%，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2005年高达7．2%。 ?(一)储蓄、投资与经常项目余额 由开放经济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C＋I＋G＋（X－M）=Y=C＋SP+T推知；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可以不等于国内投资。如果一国有储蓄缺口，可由引进外资弥补。这样对应着外贸缺口X-M0，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大都是资本要素稀缺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靠资本的净流入填补储蓄缺口。根据上述理论，中国经常项目状态可由储蓄缺口的变化近似反应。 观察图2可知，经常项目余额和储蓄、投资缺口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0．9537，其变动趋势几乎一致。中国长期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正是国内储蓄长期大于国内投资的结果。 (二)中国相对于投资有更高增长率的储蓄及其结构分析 总储蓄或国民储蓄的内部结构分成三块，分别是：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Kuijs（2005；2006）通过对中国资金流量表FOF（实物交易）的详细分析计算后发现，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家庭储蓄率实际较20世纪90年代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相反，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却有比较明显的上升。[3］［4]根据他提供的数据，我们计算出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的家庭、企业、政府储蓄率分别是20%，14%，5．8%，2000年家庭、企业、政府的储蓄率分别是16．4%，15．5%，6．3%，然后直至2005年家庭储蓄率基本维持在16%左右，而企业储蓄率上升到20%，政府储蓄率保持在6%左右。这样看来，在整个储蓄结构里企业和政府储蓄率较家庭储蓄率的下降有更大幅度的上升应该是当前总储蓄率高企的主导力量。 一般认为在短期储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利率，但根据跨国经验和我国自己的实证检验都表明储蓄的利率弹性很低。①因此决定储蓄及其变化的应该是一些长期的结构性因素。Loayza,Schmidt-HebbelServen（2000）,Edwards（1995）等人通过对世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深入研究后发现，一国的储蓄一般受下列因素影响：(1)以人均收入表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经济增长；(3)一国的财政政策；(4)社会保障制度；(5)金融自由化；(6)人口结构；(7)文化传统。[5］［6]Kraay（2000）通过跨国比较分析，对中国家庭储蓄率一般较其他国家要高的现象给出的解释是，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相对于其他国家有更高增长率和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形成的人口红利所致。[7]ModiglianiCao（2004）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的研究也基本支持Kraay的观点。[8]我们认为上述分析是站得住脚的，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我们认为仍然有些细节值得推敲。如果当前中国GDP的高增长率能被视作居民收入将会稳定增加的信号，那么根据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居民的储蓄率应该下降。如果GDP的高增长率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从而反映出更高的投资水平，那么对经常项目的净效应是不确定的。但事实上，十几年来我们的经常项目一直是顺差。因此，一定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我们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都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成分，它们对居民消费行为的负面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居民的收入也在增加，这是事实，但转移过来的由居民承担的生活成本增长得更快、更多，于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快速增加就成了理性选择。另外，在过去的10年中（1995-2005），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居民消费的增长没有赶上收入增长，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长率（用城镇和农村人口占当年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