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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场域：跨国公司网络生产的基本 路径1[1] 葛道顺 内容摘要: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和“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对外资、国 有及民营三种类型企业的捐赠行为按照动机、指向、后续管理等特性进行 了分析，结果发现，中资公司与外资公司的捐赠场域显著不同，外资公司 的捐赠主要指向关系利益人群体，是公司社会网络生产的结构化；而中资 公司的捐赠主要表现为传统慈善特征，与公司的社会网络生产低相关。 一、问题、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日益彰显出跨国公司举足轻重的经 济地位，对跨国公司海外捐赠的研究也引起了独特的关注。根据波士顿大学公司 与社区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料，超过50%的财富杂志500 强公司开始或增加它们的 海外捐赠。由其带来的问题是，跨国公司在本土的社会捐赠大幅减少，而在海外 新兴市场的社会捐赠却大幅增加（Craig Smith，1994），这显然不是因为跨国 公司对海外民族具有更大的同情心而将社会捐赠资源转移到了海外。在中国，有 跨国公司在短短几年内的捐赠总额达到了十多亿元，已经成为社会干预的重要力 量。 很显然，公司捐赠已经不再仅仅是企业慈善或被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 式。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司捐赠是企业家个人慈善或企业法人不得不承担社会责 任的一种方式，但是跨文化的经营模式已促使公司将社会捐赠和企业的发展战略 紧密结合起来，现代捐赠主要体现公司法人的经营特征。 为探讨公司捐赠的理念和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捐赠研究 课题组于 2000 年-2004 年实施了两个阶段的连续研究，其中，Ⅰ阶研究对上海 市营业额前1000 名排名中的503 家公司的公益捐赠行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主 要有以下发现：92.4%的公司自成立以来有过公益捐赠行为；1999 年公司的捐赠 水平 2[2]为 0.392%，其中，国内私有公司的捐赠水平最高，为0.87%，三资公 司次之，在 0.62%至 0.36%之间，国有公司捐赠水平最低，为 0.29%；公司的捐 赠金额 （含产品实物折合成金额）与其当年营业收入的相关系数是0.372，呈一 定程度的正相关（卢汉龙，2000）。II 阶研究在Ⅰ阶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个案研 究和行为分析的方法，在北京、上海、广州按照捐赠成绩排名进行抽样，分别访 问了10 家捐赠成绩突出的公司，其中美洲在华公司各3 家，欧洲在华公司各2 家，中资国有公司各3 家、中资民营公司各2 家，结果发现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 的捐赠场域显著不同，外资企业属于互利性捐赠，中资企业属于他利性捐赠（杨 团、葛道顺，2003）。 本研究旨在应用 II 阶研究的资料，试图探讨跨国公司捐赠场域建构与其社会网 1[1] 本文实证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捐 赠的理念和行为研究”课题调研 （2002 年），该课题由福特基金会资 助，课题主持人：杨团，课题执行人：葛道顺，课题组成员：卢汉 龙、沈康荣、吴书松、郭太阳、应志浩、赵琼、张应祥、卢娟。 1 络生产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网络的经典研究中，多数研究将社会网络视作既成之物，关于网络生产的 论述并不多。格拉诺维特认为用于工作搜寻的社会网络产生于家庭关系的社会延 伸（family-social contact）和工作关系的扩散（a person known from a work situation）（Granovetter, 1974:50）。博特认为，网络需要投资并用心经营， 其中，不重复的信息源即 “结构洞”是最有效率的 （R.Burt, 1992:9）。林南认 为，网络的建立需要投入 （investment）：“关于社会资本的一个假设是它其实 是预期获得某种回报的对社会关系的投入”（Lin,2001:24）。这些研究关注了 自然人的社会网络生产问题。对法人社会网络的生产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索罗 森（O.Sorenson）和斯图亚特（Toby E.Stuart）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为例，论 述了公司之间关系网络的建构及其对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嵌入在市场交易双方 之间的友谊、婚姻等强关系取代了大众传媒等弱关系成为了关键因素，促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