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神到家神-武陵地区伏波信仰变迁探究.docVIP

从国神到家神:武陵地区伏波信仰变迁探究【摘要】伏波将军马援信仰是武陵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唐宋之际，伏波将军成为国家神系中的显赫神灵。元明清时期，伏波神职功能逐渐泛化，成为武陵地区各族群广泛信仰的地方神。在武陵地区土著族群的家族化过程中，受伏波文化记忆的影响，一些家族形成马援祖先认同，使得伏波神成为家神。伏波神与家神结合，使伏波信仰在武陵地区产生了跨越历史时空的影响。 【关键词】伏波信仰；马援；武陵地区 【作者】杨洪林，土家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3-0071-008 伏波信仰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主要分布在马援两次南征途经的岭南地区和武陵地区。目前，学术界对伏波信仰的研究多关注岭南地区，尤其对广西的伏波信仰研究成果较多。对武陵地区的伏波信仰研究，仅有少数学者在介绍伏波信仰整体状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很少有专题性的调查研究。 武陵地区伏波信仰虽然与岭南的伏波信仰有一致性的地方，但也有显著差异。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伏波信仰的源起。根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伏波将军马援不但平定了交趾徵氏姐妹叛乱，还在征交趾途经的岭南地区整顿吏治，发展农业生产，后成为岭南地区的族群崇拜和祭祀的对象。马援征伐武陵地区的五溪蛮失利，牺牲在屯兵的壶头山，因此还被“追收印绶”，“葬不归墓”。他如何成为武陵地区的人们广泛信仰和崇拜的对象?武陵地区的伏波信仰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过程？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研究。 一、从英雄到国家神 伏波将军为西汉时期开始使用的一种敕封军队统帅的封号，象征能征善战的军事才能。从西汉到魏晋南北朝，虽然有数十人被封为伏波将军，但是仅有西汉时期的路博德和东汉时期的马援成为后世广泛祭祀的对象，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伏波信仰现象。两位伏波将军都曾在岭南地区立下赫赫战功，岭南的伏波信仰包含了马援信仰和路博德信仰，一些地方还有将两位伏波将军合祀的现象。武陵地区的伏波信仰仅是马援信仰。 马援作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文献多有记载。据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兄长马况去世后“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1］。从这些文字来看，马援不仅是文治武功的全才，还是孝悌教子，修身齐家楷模。建武八年（32年），他助光武帝灭隗嚣，九年拜为太中大夫。建武十一年（35年）他被授予陇西太守，“发步骑三千人”，大破诸羌，解除了西部边患。经过这次西征，马援的军事才能得到光武帝的赏识，“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1］。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 ［1］。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拜为伏波将军，率万余人征讨，平定了徵氏姐妹的叛乱。建武十九年（43年）正月，徵侧、徵贰首级传到洛阳，光武帝“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 ［1］。南征时，马援为途经的郡县整修城池，加强吏治，修建引水渠道，发展农业生产，“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1］。建武二十年（44年）秋，马援凯旋，光武帝“赐援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 ［1］。回朝仅一月余，马援又主动请缨，北伐乌桓。 东汉初年，武陵地区的五溪蛮起义，建武二十四年（48年），“武威将军刘尚击五溪蛮夷，深入，军没” 。［1］马援在国家危难之时，又请求征伐五溪。时年已是62岁高龄的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人领兵4万余人征武陵地区。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曰：“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武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岸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 ［2］又据《湖南通志》记载：“有出于酉阳石堤蛮界，流经辰州府城西为北江者，名酉溪；有出于铜仁蛮界，流经麻阳县城南为锦江者，名辰溪；有湖南界城步县巫水出，流经关峡而下为若水、洪江者，名雄溪；有出自镇远界流经沅州城西而下为盈口竹寨江者，名武溪；有出于靖西南黎平府，流为亮寨江者，名樠溪。此五溪也，俱各下入于沅。”［3］据考证，马援征五溪蛮的目的地应是“今沅陵、辰溪、泸溪三县交界处”［4］（P48）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到达临乡，与攻打县城的蛮夷相遇。他率兵出击，斩获2000余人。“军至下雋，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则途夷而运远”，“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喉咽，充贼自破”［1］，最终选择了从壶头山进军路线。军队到壶头山之后，“贼乘高守隘，水急，船不得上”，“贼每升险鼓噪”之时，马援只有“曳足以观之”［1］。到了夏季，“士卒多疫死”［1］，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