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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的新框架与我国银行监管 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新的资本充足比率框架》的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作了较为彻底的修改，预计在2000年底最终定稿并付诸实施。巴塞尔协议是国际银行监管中最具影响的国际协议之一，这次新框架的颁布预示着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　　一、新框架出台背景　　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对西方银行产生了巨大冲击，促使银行监管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以资产大小为实力象征的观念受到挑战，取而代之的是“资本是上帝”的新理念，《巴塞尔协议》应运而生，1988年7月由巴塞尔委员会正式颁布实施《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它的核心内容是针对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银行提出了最低资本充足比率要求，主要包括资本的定义、风险资产的计算方法以及8％的最低资本充足比率要求，该协议的制定和逐步推广，为进行有效的银行监管提供了依据，对防范与化解银行业的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银行业的发展和创新的步伐却从未停止，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的运行环境和监管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协议中强调的信用风险还远未消除，而且一些风险权重的确定方法遇到了新的挑战：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及法律风险等的破坏力日趋显现，在银行资本与风险资产比率基本正常的情况下，以金融衍生商品交易为主的市场风险频频发生，诱发了国际银行业中多起重大银行倒闭和巨额亏损事件。　　危机的警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危机的蔓延所引发的金融动荡，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和国际银行业迫切感到重新修订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已刻不容缓。一方面，要尽快改进以往对资本金充足的要求，以便能更好地反映银行的基础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技术可行性：近几年学术界以及银行业自身都在银行业风险的衡量和定价方面作了大量细致的探索性工作，建立了一些较为科学而可行的数学模型。这些研究成果为巴塞尔委员会重新制定新的资本框架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面对国际银行业发生的这些深刻的变化，1988年的协议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其一，对银行业面临的风险理解显得片面，并不能真实地反映银行经营面临的真实风险。虽然1995年的修订加入了有关市场风险的条款，但是协议中突出强调的还是信用风险，对于市场风险的规定过于笼统，对于银行帐面资产的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以及名誉风险等非信用风险，或言之不详，或缺乏可操作性，有的甚至并无提及。其二，银行进行资本套利交易，往往不会改变根据原来协议指定方法所计算的资本充足比率，但却是引发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对资本套利交易规定相应的风险权重。其三，存在某些歧视性政策。比如，在计算资本充足比率时，确认资产(包括对政府、银行、企业的债权)风险权重的大小主要依据债务人所在国是否为经合组织成员国，成员国的主权风险为零，而非经合组织的主权风险为20％。其四，忽视了商业银行自身稳健经营的内部动力。　　二、新框架的主要修改　　新框架主要包括最小资本要求、资本充足性的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三大部分。　　1．最小资本要求(Minimumcapitalrequirement)　　新框架仍将其视为保证银行稳健经营的中心因素。新框架将银行承受的风险系统地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三类，试图把银行经营中所面临的所有风险都涵盖在内。　　(1)信用风险的衡量和计算　　其一，调整了计算风险资产的“标准方法”。在确定资产的风险权重时，原协议主要根据债务所在国是否为经合组织成员国来区分，新框架则提出三种方法：外部评级的结果——通常情况下银行可以据此来确定风险权重；内部评级的结果——由于内部占有信息多，涵盖客户范围广，具有外部评级不具备的优势，原则同意先进的银行可以按照内部评级作为计算风险资产的基础，其细节还需进一步商定；信用风险组合模型一—新框架认为该模型可以从整体角度对信用组合进行风险评价，优于内外部的评级，所以欢迎高度发达银行采用此法，但是同时指出，该法在资料充分性以及模型有效性等方面还具有很多的局限性。　　其二，新框架对于某些高风险的资产对银行稳健经营的负作用给予了足够的估计，甚至对高风险资产规定了高于100％的风险权重。　　其三，注意到金融创新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一则，在承认资产证券化在分散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的同时，为避免银行借此蓄意抬高资产充足比率，新框架建议使用外部评级来确定风险权重；二则，新框架肯定了金融工具在降低信用风险上的作用，扩大了此类金融工具中所涉及的担保及抵押品范围，并且制定了更为完善的、可行的方法。(2)市场风险修改　　不仅保持了1996年“补充协议”中要求对交易帐户中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与商品风险规定了资本要求，对于利率风险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