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大关中学纪事.doc

岁月如歌 ——大关中学纪事 徐北平 日月逾迈，若弗云来。不知不觉之间，离开大关中学已经三十余年了。曾几何时，月明星稀之夜，清歌梦回；登高临远之际，迎风而伤怀！世事沧桑，人生易老，而大关中学却总是那样令人魂牵梦绕！值此母校建校五十周年庆典之际，我与南平弟有幸同时接到邀请，俱感无以回报母校盛情，聊作此文，以资纪念。 风雨如磐 弦歌不辍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尚处在一片文化荒漠之中，教育界是遍地荆棘，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有些学校尚在武斗，我却进入了大关中学初一，刚进校，笪远福和杨玉民老师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语文和数学，两场考试，那时考试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迫害“革命小将”的手段之一，为避嫌疑，他们就美名曰“一次小小的测试”，我们这些从田野里来的孩子在5年（当时的学制是小学5年，中学3+2年,大学3年）的小学期间里几乎没有正经的考过一次试，结果在那天书一般的试卷面前直发呆，两条腿全软了，第一次意识到学府的森严和知识的神圣。我记得自己的作文是用一堆乱七八糟的“打倒”“斗争”“万岁”等“文革”词汇凑成的，事后笪老师还专门把我找去了，仔细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告诉我：“要读书，文章靠读”。“文章靠读”这句话我几十年不敢忘，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每天读一点书。我至今还不怎么明白，笪远福老师何以有那样的耐心来启发一个顽皮的差生？ “文革”使教育乱了套，但也给地处偏僻乡村的大关中学带来了一个好处：城里的一批名师被“下放”到这里来了，陈希老师来自桐城中学，是教化学的，他身材高大，望之凛然可畏，但一开口你就觉得和蔼可亲，他永远不发脾气，慢条斯理。他上课总是在讲台上一站，慢吞吞地说：“一龙（人）拿一张紫（纸）——出来，做一个——题目。”这“一张紫”立即就使嘻嘻哈哈的课堂紧张起来，他的课如轻风流水，他永远是顺风顺水的船头艄公，轻松自如；而我们则是水面上的游泳者，只得追随他奋勇前行，不敢丝毫懈怠。后来我的弟弟更是对他着迷，把化学当作了终身的事业，几十年追求执着，无怨无悔，在科学的海洋里拼搏，最终成为国家陶瓷膜领域的首席科学家，那一身过硬的筋骨，真得益于大关中学的磨炼，我总觉得徐南平院士的身上留有那么一点陈希老师的风采。 最令我敬畏的就是杨玉民老师，他对教育事业认真到了蛮横的程度。一位同学答对了问题，他脸上立刻春光烂漫，恨不得把学生搂进怀里；如果谁的作业错得太离谱，那他就激动得胡子冒烟，那神情好像都有点不想活了；一场考试成绩好，他进教室就一路小跑；如果差了，他就边走边叹气，痛心疾首。我们见了都有些于心不忍，不得不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考好。他是“文革”前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学问一流，脾气也是一流的：他学识渊博，有书卷气；他爱生如子，有傻气；他正直清高，有傲气；这几种脾气有时是单独发，有时是混在一起发，发起来真是暴风骤雨，雷霆万钧，他犯得最多的还是傻气。我有幸当了三年数学课代表，数学是我的最爱，阴错阳差的是，我后来却学了文科，觉得一辈子对不起他老人家。 高二时我的班主任是方超老师，他后来又做弟弟的班主任。他有两大特点，一是有点轻微的结巴，二是啰嗦。这都是当老师的大忌。可奇怪的是，他一上讲台就不结巴了，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其投入的程度恐怕只能用心无杂虑、四大皆空来形容了。他是数学老师，上数学课条理清晰，干净利索；可是一开班会就没完没了，讲得长，有时还讲得人毛骨悚然。他要我们不要浪费光阴，说：“你们每过一天，就长大了一点，也同时向死亡跨近了一步！”我和邢应芳是同学不同届，他是学兄，三十年后相见，我谈起方老师的“啰嗦”，谁知他“心有戚戚”，一拍大腿，道：“啊呀，我们的班主任陈学谋老师也是！”“大关中学”是我们共同的兴奋点，聊得投机，最后都觉得有两点得益于当年的恩师：一是紧张有序，二是真理不怕重复，要咬定青山不放松。邢应芳毕业后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我国原子弹试验基地当航空部队的政委，带兵；我在外地教书，管学生；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战士和学生抓得紧紧的，尽量不让他们有无所事事的空间和时间；也都不约而同地把“祖国”、“人民”、“责任”反复地，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灌输给我们的教育对象，耳提面命，以求反复熏陶、潜移默化之效果。 学校当然有校长，那时大关中学却没有校长，只有“革委会”主任，当时，侯诗国老师是主任，这位主任不拘言笑，表情古板。学生偷看“封（封建主义）、资（资产阶级）、修（修正主义）”的书，有人汇报到他那里，他却如《论语》上记载的孔圣人那样——“子不语”；有小男生躲在树丛中小解，他仍然“不语”，只咳嗽一声，吓得那小子提着裤子一溜烟跑了，从此以后明白了厕所才是最安全的方便之地；教室里书声琅琅，操场上龙腾虎跃，他看在眼里，虽然喜上眉梢，但只微微点头，还是不语。终于，有一天，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在当时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知是哪个恶作剧的在一片火柴盒大小的纸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