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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人因病返贫 众专家支招解惑“一个病就可能让他倾家荡产，一个病就可能让他几十年的积累化为乌有。”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语气沉重。在一份调研中，陈文玲走访了中部6个省，发现有35%～40%的人脱贫后，因病而重新返贫。 9月5日，陈文玲和卫生部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二处副处长雷海潮同时现身中欧商学院“2005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两人一前一后在论坛上发言。 二人都认同“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是政府的责任”，有所差异的是如何做到这一点。陈文玲提出：政府应该集中财政拨款办好公益性医院；雷海潮则认为：今后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对卫生和健康方面的投入，来扭转政府在卫生投入方面比例不断下降的局面。 “看病难，看病贵”，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这些钱到底应该“谁来出”“出多少”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 支出比例： 个人剧增 政府急减 依据雷海潮的研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2003年，我国每年人均卫生支出总费用从20元增加到500元，增长了24倍；1978年时，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只有3%，到2003年达到了6.1%，算下来，已经超过7118亿元。 这说明老百姓兜里的钱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卫生医疗支出，尤其是1995年以后，这种支出增长超过了人们收入的增长幅度，雷海潮用“与GDP的弹性系数远远大于1”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能更加清晰地看到老百姓所承担的“增长压力”。 卫生总费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居民个人花费、公共财政支出的花费、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花费。雷海潮发现，居民个人花费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占卫生总费用的20%左右。到2003年，这个比例飙升到了56%。相对应的，政府的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30%下降到了2003年的17%，余下的社会花费也是从当初的近50%下降到了2003年的27%。 这些数据说明，在过去20多年里卫生费用的增加中，多数费用的增长是由老百姓个人承担的，雷海潮据此表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样看来也不难解释。” 一直以来，我国从来没有放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并为此发展了城乡医疗保险，但是从现状看，我国医保所覆盖的人群“仍然非常有限”。1998年和2003年，卫生部相关部门连续两次开展以入户为基础的家庭卫生服务调查。从人群看，城市里没有任何保险的人群比例反而在上升，从1998年的44.1%扩大到了2003年的44.8%，农村有所下降，从1998年的87.4%下降到2003年的79.1%，但是仍然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比例。这再一次说明，老百姓看病基本上是自己掏腰包。 医疗机构的收费越来越高 医院等医疗机构的收费越来越高，似乎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因素。 陈文玲在会场上尖锐地指出：性质上是“公益性”的医院却“95%以上都变成了盈利性的商业运作模式”。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国家现在所办的医院都“仍然是公益性的”―它们可以“占地不花钱、不交税，政府仍然给财政补贴”，除此外还得享受三大财源：一块是药品收入，前几年最高时达到70%以上，这几年经过一系列调整还在55%以上；另一块是日益增长的高额检查费，这已经开始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第三块是高支耗材，也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 依靠这些支持和收入，医院旧貌换新颜。陈文玲感叹：“原来医院大楼都是最破、最旧的，现在很多地方的医院大楼已经和金融机构的、和一些最富有的行业相媲美了。” 曾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现任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民营医院分会主任委员的于宗河对此也有同感，他清晰地记得医院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创收”之路的。 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明确提出要“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紧接着，一系列政策和来自医院自身创新的“补偿机制”开始不断涌现：分解收费、“以辅养主”“以药养医”承包科室、兴办“院中院”等等，形式不一而足，但宗旨就一个：创收。 “创收”还表现为有意的隐性”浪费”。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特别代表的陈洁教授记得这样一个场景：一次陪同世界银行代表到医院考察，发现一个小孩一边吊盐水一边吃苹果，世界银行代表大为惊异：“能吃苹果就表明能摄取营养，不需要吊盐水。” 经费补偿机制 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陈洁教授认为，医院走上“创收”的路子不能全怪医院，归根到底还是“经费补偿机制出了问题”。于宗河也认为：下一步医改的关键在于“用什么经济政策去支持”，“归纳到一点，就是筹资机制”。 那么到底这已经超过7000亿元的卫生总费用应该谁来出、怎么出呢？一种观点认为主要还是要由政府承担起来，“老百姓已经交过税了，从道理上讲不该再给一分钱”；另一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