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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人?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著 舒国滢 译 　　我想谈谈法律上的人，这个题目不是要说法律如何评价人，也不是要说法律如何对人起作用或应当如何起作用；而是要谈法律如何想象（设想）人，如何打算对人起作用，法律采取什么方式对待人。我的题目不是关于现实中的人，而是关于人类形象（das Bild des Menschen），即呈现在法律上的、准备加以法律规定的人类形象。 　　这样一种形象在不同的法律发展时代是变化着的。有人可能甚至会说：人类呈现的形象的变化是法律史上的 “划时代”的变化。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 　　在那些现实存在着但又超越现实漫游的个人身上，在他们的任何怪诞、情绪和胡思乱想处，在那我们称为人性的怪异植物的完整标本上，法律制度肯定不可能建立起来。通过经验-具体的人不会通向法律制度之路，反而导致对法律制度的否定。有谁像麦克斯·施蒂纳?那样从“唯一者”出发，必定会像他一样以无政府主义而告终。相反，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则只能根据人的普遍类型来制定——而且对不同的法律时代而言，多样态的不同的人类特性表现为典型的、本质性的，是法律规范化的重要出发点。 　　假如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点上，即什么东西形成了主观权利，什么东西形成了法律义务，那么由人性确定的法律制度的看法就变得清楚可识了。有人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法律制度与其说关注权利的实现，不如说更注重义务的履行。——耶林（Jhering）曾强烈地指出：当法定义务不再被履行，法定权利不再被遵守时，一个法律制度必然解体。法律制度针对相应行为所设定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由其授予的权利上，而且也表现在由其课予的义务上。那么，何时在权利的形成中，何时在义务的形成中，法律制度才表达它的这种意志呢？当它认为通过整流人的动力而能够预期实现其意志时，它就将予以授权；当它认为根据其意愿而必须把反动力置于人的反动机时，它就将课予义务。因此，依其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它使人清晰地看出：在人身上，到底什么样的动力属于是规定性的，是实际起作用的。 　　从中世纪德意志法和人类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我只想就外行裁判制度（Laienhaftigkeit）和监护穷人制度（Kontrollbeduerftigkeit）的保留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这样的法律时代呈现在我面前，最有特色而又司空见惯的，是那些渗透着义务、承载着义务的权利，那些满足按照义务要求履行之期待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当是安全地起作用的，因此它们以习俗、以宗教为规定的前提，而该宗教是与义务，与人之血脉相系的礼俗社会（die Gemeinschaft）密切相连的。事实上，中世纪的经济制度连同其国家制度，均建立在这些人类观念之上。同业公会制度意味着是对信用之垄断权的保障，即尊重同业公会将是一个充分的动力去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这种信用实际上经历了数百年时间的考验。采邑制度的本意是指：根据效忠领主的精神，以几乎非控制、非强制的履行条件来赠与最广泛的权利，——而这个前提条件最终是要否定郡主从领主那里肢解领地，否定最终由于经常不适当地形成法律上的人类（形象）设计而趋于解体。 　　三R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继受?）使单个的人脱离了礼俗社会。它们使人脱离社会，不再把义务，而是把引诱单个人的利益作为法（权利）的出发点。这样一种法律上的人的新类型是按照商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它是一种完全的逐利的、精于算计的形象（所谓“有交易，则没有和气”）。商人的需求是罗马法继受的最本质的动因，因此法律的转型也是以这种新的人的形象类型为基础的，我们可能稍微夸张点说：自此，法律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商人看待，甚至把劳工视为“苦力”这种商品的出卖者。 　　作为人格化的唯我主义来理解的人，其法律时代又划分为两个时段：警察国家（时期）和启蒙（时期）。警察国家（当时）还不信任法律社民（Rechtsgenossen）有成熟的理智，它所关心的，是要预防这些法律当事人自己犯错误，是不让他们的心里得到狂喜。（按照1766年巴登邦的一项王室通告所宣谕的）它是其臣民的当然监护人，它将训导臣民抑制他们的意志，训导他们应当如何安排自己的家政。要在同样的方面论证何为正当的唯我主义，就要用更多的笔墨不仅对权利而且对义务加以证立。凡不禁止的，——即属要限界的，而不是绝对允许的。一个人，在法律制度上是作为它的接受者（Adressat）而映现的，这里法律制度甚至是足够唯我独尊的，对人的利益进行独断地引导，但它还不够明理来认识这一利益本身。 　　只有到了启蒙运动和自然法（时代）才使法律制度指向这样一种人的类型，而且罗马法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这是一种不仅非常自私自利，而且在自私自利时又非常精明的个人；是只不过追逐自己的正当个人利益的人；是摆脱一切社会联系而只经受法律联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