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演出中传媒应用探究.docVIP

戏剧演出中传媒应用探究从现代话剧在职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趋向来看，传媒已经成为一种推销自己的经营策略并进入了市场流通领域。话剧的发展与中国近代传媒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就中华剧艺社而言，从它成立到每次公演，都会出现以传媒造声势的情况。中华剧艺社对于传媒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演出之前或举行招待会，招待当地新闻界记者和文化界人士，或在报端刊发演出讯息，利用记者手中的舆论工具来做宣传 演出营销学认为：“招待娱乐记者，邀请新闻界参加，宣传推出新产品”，这是演出服务新产品上市前重要的经营策略，“这一点在大城市演出操作中已经重视到极点”。就当时人口达五十多万的重庆而言，作为新成立的民间剧社，“中艺”要想在市民面前站稳脚跟，首先必须让观众认识自己，这就需要做好充分的宣传工作。有道是“酒香还怕巷子深”。可以说，对宣传的重视自“中艺”创办之始就纳入了创办人的意图和计划之中。在南岸草创期间，“中艺”基本成员还是很缺乏的，早已脱稿的《大地回春》就是因为演员不够迟迟不能排演。但就是在这样人少力薄的情况下，“中艺”在行政规划中还是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宣传工作，并且任命曾因主演繁漪而闻名的赵慧琛担任宣传科长。“中艺”正式亮相重庆的开锣戏是在1941年10月11日上演的。就在此前的八、九月份，许多家报纸都曾做了预告。从文献来看，最早对“中艺”演出活动进行报道的是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41年8月4日该报刊载消息称：本年雾季将展开话剧热潮，留渝戏剧界应云卫、辛汉文、陈白尘诸氏主办之中国剧艺社，拟于雾季陆续于渝蓉两地先后上演陈白尘作之《大地回春》，老舍作之《面子问题》，石凌鹤作之《战斗中的女性》，阳翰笙作之《洪宣娇》等八大名剧。之后，重庆版《时事新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和《新民报日刊》等多家官方报纸也对“中艺”即将演出的剧目做了热情宣传。9月25日《时事新报》在报道中明确提到：为了庆祝第四届戏剧节，各大剧团要公演戏剧，其中，中华剧艺社演出的是陈白尘创作的《大地回春》。当日的《新华日报》和《扫荡报》也做了类似报道。从报道的行文来看，三家报纸的报道用语几乎一样。据此，可以揣测，这则讯息或许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只是编辑时略作改动而已。如果这种揣测成立的话，无疑，作为宣传科长的赵慧琛功莫大焉。到10月2日，重庆版《新民报日刊》也刊载消息称：旅川剧人应云卫和陈白尘等“于今春组织一职业剧团，即喧闹已久之“中华剧艺社””，“定于本月十一日起始在国泰戏院上演四大名剧《大地回春》《愁城记》《天国遗恨》《面子问题》”。[4]这则报道与次日《新华日报》的报道如出一辙，只是个别用词不大相同而已。面对各家报纸争先恐后的报道，作为国民党机关报的《中央日报》也不甘示弱，该报在10月2日的报道中也刊载消息说：“中华剧艺社，定十一日起在国泰戏院上演四大名剧：《大地回春》，《愁城记》，《天国遗恨》，《面子问题》。” 各大报纸的纷纷报道为“中艺”的粉墨登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舆论基础。为了在重庆观众面前树立好中华剧艺社的形象并为以后的工作铺平道路，以应云卫为首的“中艺”剧团对《大地回春》的演出确实费尽了心血。首先从剧目的选择来看，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开锣戏选择了主题与政治不大相关的剧目。而剧目确定之后，一边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番，一边不时地借助媒体做舆论宣传。《大地回春》的上演是10月11日，而最早的宣传时间是8月4日。也就是说，“中艺”在两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了对演出的包装。在一系列报纸宣传之后，就在该剧即将上演前的两天，应云卫又适时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时间是10月9日。正是有这次记者招待会做铺垫，两天后，当《大地回春》上演之时，国民党官办报纸《新蜀报》和《时事新报》分别登载了“中艺”成立特刊，当日的重庆版《新民报日刊》等几家报纸也对“中艺”上演《大地回春》做了热情报道。《大地回春》是10月23日结束的，在这12天的演出过程中，媒体从未间断过跟踪报道。15日重庆版《新民报日刊》在报道中称：《大地回春》“卖座甚佳”。这真可谓是给该剧的演出做了非常好的宣传，对于观众无疑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这次开锣戏的演出非常成功。其中，媒体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倘若没有媒体的介入，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无名剧团，又是民间组织，如果想引起观众注意并产生影响，在当时的环境中，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说，“中艺”在重庆的演出活动因受官方的压制在报道上媒体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当剧社到达成都之后，对其做的宣传可谓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中用力最勤的无疑是《华西晚报》。就在“中艺”赴蓉之前，该报在1943年5月19日就对“中艺”即将赴蓉之事做了报道。之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始终是对“中艺”赴蓉行踪的跟踪报道。当剧社到达成都后，该报又及时刊登了《本报募集文化事业基金公演话剧开幕致白》的长文。此后的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