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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战国时期带钩作者:邹维一 曾维华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在内蒙古包头市春秋墓葬M5出土一件小型铜带钩，长3厘米，宽2.4厘米，带钩整体呈蛇形，有T型纽（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内蒙古凉城饮牛沟的战国墓出土有三件铜带钩和一件铁带钩，三件铜带钩均为琵琶型，铁带钩尾端近圆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四川战国墓葬中亦出土多件铜带钩，位置均在墓主骨架的腰际，有的与剑伴出（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不仅男子装束使用带钩，女子也同样使用。在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时期女性陪葬墓中，随佩饰而出多件带钩，应是用于悬挂饰物之用（参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考古还经常在墓葬中发现不同长度的带钩，长的有7-18厘米左右，短的仅长2-3厘米。如在内蒙古凉城饮牛沟墓葬群发掘中，于M8墓主右肩上方发现一件青铜带钩，长9.4厘米，宽1.8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于M9墓主尸骨左侧腰部发现一铜带钩，长12.2厘米，宽1厘米，应是腰部束带之用（参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M7墓主尸骨的右肩处发现一枚曲棒形（亦可称棒槌形）铜带钩，长15.6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参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考古》2003年第1期）。在重庆万州大坪墓地战国早期墓葬的M136中，墓主腰右侧位置有铜带钩连接的链饰，显然是腰间悬挂饰物之用。在M59出土的铜带钩则直接横于墓主盆骨上，明显是腰间束带之用（图3。参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河南信阳战国楚简中有“一组图2战国楚墓出土的两件木俑带，一革皆又钩”等文字（参朱德熙、裘锡圭《信阳楚简考释（五篇）》，《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亦表明了带钩与革带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带钩还有与铜环和玛瑙环伴出的情况，应是配套使用的，即将带钩和环分别固定在腰带的两端，将二者扣起来即可束紧腰带（参邵国田《敖汉旗乌兰宝拉格战国墓地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有的没有钩纽。如在洛阳市战国晚期墓中发现的一件嵌银龙首金带钩，制作十分精致，但没有钩纽（图4。参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著《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 秦汉时期为大一统社会，特别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秦汉时期，特别是秦朝和西汉初期，基本沿袭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齐膝上衣和长袴的装束，带钩使用愈加普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用之物。《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援引管仲射中齐桓公带钩资料时，将“钩”直接称为“带钩”，其云：“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秦汉时期的带钩实物，考古出土很多，且地域分布很广，东至沿海，西至新疆东部，南至广东、云南，北至内蒙古、吉林地区等均有发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方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相似。洛阳西郊汉墓出土带钩位置多在墓主的腰际或腹上（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甘肃环县曲子汉墓发现的铜带钩，铜锈上有明显的粗布纹，出土位置在墓主骨架肩部，当是连接衣襟之用（参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环县曲子汉墓清理记》，《考古》1986年第10期）。秦始皇陵兵马俑基本是采用写实的艺术风格，清晰地再现了当时带钩的使用方法。 即将带钩的纽固定于革带一端，革带另一端则钻有小孔，带钩的钩首穿过革带孔，从而束紧革带（图5）。兵马俑一号坑的武士俑，不少腰部塑有带钩束紧革带的形象。 秦汉时期带钩的材质很多，有金、银、铜、铁、玉等，有的还用多种材料进行装饰，如鎏金、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其中以金带钩、铜带钩和玉带钩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少量石质带钩。 如在长沙新莽时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银带钩（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省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铁带钩，在M14男性墓主腰部有石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在长沙西汉墓出土六件用滑石制作的带钩，当属随葬用的明器（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砂子塘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江苏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中发现有两件金带钩，其中一件含金量达95%左右，重257克，钩首为兽首，钩体正面呈琵琶形，浮雕精美花纹，钩体浮雕一巨目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