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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七 春秋左传
《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即六部经典著作,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和《礼记·经解》,其中《春秋》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据说后来经过了孔子的修订,故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在春秋时期,除鲁国的史书称作《春秋》外,其他一些国家的史书也多称作《春秋》,如《墨子·明鬼篇》所提到的“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不过有少数国家的史书则采用了另外的名称,如《孟子·离娄下》提到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梼杌》。 有两种对立的说法 : 1、《春秋》是孔子据鲁史修成 见于《孟子》、《左传》、《公羊传》、《史记》、司马迁《报任安书》、杜预《春 秋左传集解序》等较早的文献: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是会(指僖公二十八年冬温之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 由于以上几种文献在古代典籍中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史记》作为一种信史的权威地位,故孔子修《春秋》说为历代多数学者所信从,今人范文瀾(《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及三传札记》)及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等学者亦均持是说不疑。 2、 《春秋》非孔子所修,而是鲁国的旧史 持《春秋》非孔子所修说的学者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少数派。第一个对孔子修《春秋》发生怀疑的学者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其说见《史通·惑经》)。北宋时期,王安石曾讥《春秋》为“断烂朝报”(说见《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既然视为“断烂朝报”,则自然不会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近、现代持是说的学者可以顾颉刚、钱玄同和杨伯峻先生为代表。顾氏的观点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钱氏通过古文字与“孔壁古文经”的对比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联系,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说: 我近来取甲骨刻辞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瞭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三体石经》中“古文”即系根据“孔壁古文经”者),一部分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更知“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而“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的伪造,实为颠扑不破之论也。 仅凭个人对甲骨文、殷周金文与《三体石经》中古文的比较即肯定“孔壁古文经”全都是刘歆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杨氏在《春秋》(收入《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一文和《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90年版。)中均对《春秋》为孔子作的说法进行了否定,其证据主要有三: 1、《公羊传》、《穀梁传》经文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记“庚子,孔子生”,《左传》经文于哀公十六年记“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孔子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 2、《春秋》的笔调前后不一致,这说明其体例不统一。例如隐公、桓公时,无论是盟会还是统军作战,《春秋》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但从庄公二十二年开始,《春秋》于结盟时会写出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从文公八年开始,《春秋》于盟会时同时会写出鲁国和外国卿大夫的姓名。 3、前人说孔丘著《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实际上并非如此,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书法各不相同。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其所记与《春秋》同,如“陨石于宋五”一语两书所记无异,这说明当时宋国把观察到的天象通报给各国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 至于《春秋》的作者到底是谁,杨氏在《春秋》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认为,孔子教学生,不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春秋》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春秋》本是鲁国官书,由此传到民间,由孔门弟子传述下来,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为纪念而已。 杨氏在《春秋》一文中否定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根据是书法,属于内证。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杨氏同时举了一些外证,如其中一条说:据《史记·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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