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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异国他乡,诗 篇一：我喜欢的近代中国女性 我喜欢的近代中国女性 我对中国近代的女性都存有一种敬畏感，在那个荒乱的年代里，她们没有丢失自己，而是在特定的年代中散发自己的光芒 。有些人是幸运的，她们获得了美满的婚姻，平静的生活，事业的成就。但有些人是不幸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有时注定了悲哀。但她们是一道风景，吸引我去探究她们的爱情和生活。 陆陆续续的翻了几本人物传记，使我对那个年代的女性有了些了解，我时常佩服那些即使经历了灾难，但没有为此而消沉的人。张幼仪就是个例外，她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女性，在那个年代诠释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她就是那种不算漂亮，而且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她，因为她是这样的坚强、勇敢，在历经磨难之后还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创造自己的事业。应该怎么形容她呢？一位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女性。 在那个年代，小脚是女性的标志，更意味着自己是不是能嫁得如意郎君。但3岁的张幼仪拒绝裹小脚，她可以用自己的大脚欢快的玩耍。那是她对封建社会的第一声呐喊。也许老天是眷顾她的，她是一个对知识充满渴求的女孩，她没有遵照“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定律，让自己沉浸于女红之中。而是说服自己的父母走出家庭，走进学校。她获得了知识，得到了尊重。但我想不通的是，既然自己已经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为什么没有为自己的婚姻争取机会，而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局可想而知，没有爱情保障的婚姻何谈幸福可言。诗人是浪漫的，但张幼仪是传统的，两个矛盾体相撞，注定两败俱伤。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婚姻是不幸的。中间又穿插着林徽因和陆小曼。离婚就是悲剧的结局，我不喜欢徐志摩，即使不爱，但他连起码的尊重都吝啬给予，这样的男人如何让女人臣服。除了会形容张幼仪“土包子”之外，他还会什么？这难道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该做的？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对封建社会，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全都抱怨在一个小女子身上？既然从没有爱过，那为何还要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他们的离婚成为中国第一宗西式离婚案。而可笑的是，那首《笑解烦恼结——送幼仪》竟成了徐志摩送给张幼仪的第一首诗。他可以给自己喜欢的人写无数肉麻至极的情书，但对于自己的结发之妻，却总是熟视无睹。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离婚了，我认为那才是张幼仪的解脱，才是她的重生，才是她重新寻找真正幸福的契机。 在那个年代张幼仪不敢迈出离婚的第一步。原因有两个：第一，她爱徐志摩，他们之间还有孩子。第二，传统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最终拖到最后，她受伤了，爱情似乎也远去了。再爱一个人需要她鼓起更大的勇气。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个人，她是李鸿章的侄女李国秦，虽然婚姻是父母做主，但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我佩服她的是她有一道“警戒线”，不会像旧时代的女性忍到极致。在面对丈夫的出轨，她直截了当的提出离婚。在那个年代离了丈夫就 等于生活没有了保障。但她认为“活着不是光为了吃饭，还有别的，还有精神生活，夫妻关系也是如此，精神死了，这桩婚姻也就走到头了”。她看透了张幼仪没有看透的东西，才获得更潇洒，更自由。 但如果这只是张幼仪的结局的话，那她也不值得我敬佩，女人只有在经受磨难后在会大彻大悟。她做到了，她在异国他乡继续自己的学业，回国后她成为了京城首家女子银行的董事，那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离开徐志摩，她可以做的更好，她的自我价值在抛开封建约束后实现了。真正令人欣喜的是在找到相爱的人之后，张幼仪不再畏缩了，结局可想而知，在与苏记之的20年婚姻中，她终于真正的做了回妻子。 如果说人生是一个找寻爱的过程，每个人的人生都要找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张幼仪的悲哀在于，现实生活中这三个人不是同一个人。她最爱的没有选择她；最爱她的往往不是她最爱的；而最长久的偏偏不是最爱她的也不是她最爱的，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了他出现了。 张幼仪曾这样说过“我这辈子从没跟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中，说不定我是最爱他的”。也许这是最好的解释了她和徐志摩的关系。没有所谓的爱，只是相互的照顾和适应。 在那个年代中，仍然有许多的女性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我喜欢那些敢爱敢恨，说出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人。她们完全不同于张幼仪，在封建礼教的家庭中断然说出“不”字，不把自己的婚姻当做家族联姻的筹码。吴调卿的孙女吴靖就是一匹倔马，在当时只有男生上学的情况下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在面对自己的婚姻时，情愿放弃优渥的生活，也要和同学赵燕生在一起，她逃婚了，她也幸福了。她的举动似乎也鼓舞了旁边的人，幸福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漫长的等待只会是自己里幸福越来越遥远。与此同时，赵燕生的妹妹赵一荻在备受家庭舆论和社会的指责时，仍旧坚定不移的陪伴在张学良身边，那是真爱促使小女子反抗一切。宋庆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