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及《大公报》公共领域构建.doc

张季鸾及《大公报》公共领域构建【摘 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条件的分析，探讨张季鸾是如何站在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立场针砭时弊，批评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从而构建了《大公报》的公共领域的，并且指出了《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的经验给现代传媒的启示。 【关键词】张季鸾 爱国知识分子 《大公报》 公共领域 一、《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的条件 1、时代的要求 回顾20世纪初中国报业的发展概况，政党报纸“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商业报纸“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举国报业“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而动荡不安的时局呼唤着一个能担当传播新闻，发表时事评论，形成公共舆论的平台的出现，《大公报》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1962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阐述了公共领域的定义，即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①自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9月1日接手《大公报》起，提出了办报宗旨“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将报纸定位为社会的独立的舆论机关，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为《大公报》独立发表言论创造了条件；从社会条件来看，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基础。民国初年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孕育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也即胡绳晚年所提到的“中间势力”。②何谓中间势力，胡绳认为是有着私人空间和私人利益的社会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在人数上，中间势力占据了大多数。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一个独立的中介机构，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与监督，从而形成公众舆论，以影响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③而这一中间势力的崛起为公共领域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2、张季鸾与公共交往 哈贝马斯曾说，在公共领域的多种形态之中，“在机制上，它们拥有一系列共同的范畴，首先要求其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④从张季鸾与国民党、共产党的交往中可看出这样一种平等观。张季鸾交友遍天下。在报社时，无论白天晚上，送往迎来，会客不绝，大多是与政治有关的人物，同他谈论时局和各种社会问题。⑤正是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交际能力保证了其评论能够切中要害，形成广泛的影响。 3、《大公报》的独立性 《大公报》经济上的独立性，政治上的中立是其构建不受国家干扰的公共领域的前提。吴、胡、张三者的结合，使《大公报》的独立性与生存发展性得到有机协调。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管理运营）、张季鸾的评论，呈现出作为一个职业组织所拥有的基本特质，包括报馆独立的经济基础，规范的职业运作发展机制和从业者的职业认同。⑥经济上的独立性是其政治上独立的保障，《大公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报道新闻，发表评论，引导公共舆论。 二、《大公报》如何构建公共领域 1、站在爱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针砭时弊 纵观张季鸾的一生，爱国思想贯穿始终。早年留学日本时，他就树立了“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理想。⑦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时代的浪潮将张季鸾推向抗日战争烽火的第一线，张季鸾站在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针砭时弊。 张季鸾的社评曾对改变“西安事变”的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在接到“西安事变”这一消息时，撰写了《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开宗明义的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要义”，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张季鸾接着发表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提出应避免战祸，望全国人士俱竭尽能力；后又写了第三篇社评《给西安军界的一封信》，给予东北军以深刻的同情，肯定了蒋热忱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在接下来的8天里，张季鸾又连续创作并发表了八篇社论，论述了“西安事变”可能产生的影响，不断强调“祖国利益高于一切”。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季鸾在《大公报》开辟了两个专栏，一是“明耻”，二是“教战”。前者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系统讲述中国屈辱历史；后者由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专门刊登军事知识，帮助国人提高掌握战斗的本领。⑨ 哈贝马斯在描述中国公共领域的功能时曾指出其一即为“讨论公共事务，产生公众舆论，形成公众意见，进而影响公共决策。”⑩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大公报》成功地诠释了这一功能。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他将报纸完全贡献给了国家，为抗战服务，及时的对重大事件发表评论，影响事件的走向，成为全国人民的舆论中心。 2、捍卫公共利益，监督公共事务 张季鸾曾在《无我与无私》中指出：“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尽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