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新-以交叉学科视角探究问题.docVIP

王亚新:以交叉学科视角探究问题记者（以下简称“记”）：王教授，我们注意到您非常注重运用交叉学科的视角及实证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并且听说您曾经是位艺术工作者，是这样吗？ 王亚新（以下简称“王”）：是的，我在考上大学前，曾在一个地级市的文工团乐队工作了八年，是拉小提琴的。因此，当时也曾想过考作曲或者音乐，去艺术类院校。直到1978年以后意识到自己不是从事艺术的材料…… 记：您研究生阶段从事青少年犯罪专业，那后来又是怎么想到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法社会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的呢？ 王：1984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我选定了报考青少年犯罪专业。因为康树华教授为导师的这一专业，当时在国内是首次招研究生。虽然我未预见到自己以后会一再“改换门庭”，而且越换越离原来的这个专业越远，但正是这一专业为自己后来的学术取向奠定了基础。最终我没有正式成为康老师的弟子，而是被派出国留学。 1985年10月，我到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分配的专业是刑事政策，导师为吉冈一男教授。开始听他的课和置身于他那人数极少的讨论班里，我常常感到不得要领、无所适从。大概有三年之久吧，一段相当寂寞的岁月流逝而去，我逐渐从颇为浮躁的心态沉静下来，开始被激发出探求知识的那种“纯粹的好奇心”。在这段时期，我读了一些法哲学及社会学等方面的论文与著作，去旁听田中成明教授的法哲学课和棚濑孝雄教授的法社会学课，对近代自然科学为什么只是在西欧才得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兴趣。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置身于民事诉讼法学的专业领域，却总是试图摸索某种有别于法律解释学的研究路径。这样的学术取向，不就是来自于吉冈教授那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中吗？而自己现有知识和方法论的背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得益于那段时期的积累。 随着对刑事诉讼程序理解的逐渐加深，大约在博士课程的第二年，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现代西方，一切诉讼、审判制度其实都是以民事诉讼为蓝本的。我先旁听了一个学期谷口安平教授给本科生教授的民事诉讼法学课，然后设法“挤进”了他为民事诉讼专业研究生开的讨论班。长年参加这个讨论班的非正式成员包括两位其他大学的教授，刚开始我只能“带着耳朵”去了。不过，不久以后我就试着开口问一两个问题，谷口教授和其他人似乎也不以为忤，还顺便说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可以就中国民事诉讼的情况在讨论班上做个报告”。于是，我一边听课、一边开始整理分析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及运行状况的工作。一年之后，终于用日文写成了“中国民事诉讼的职权探知样式及其变化”的论文。谷口教授读过这篇论文后，把我叫到他的研究室对我说：“如果你真有心在民事诉讼法学上发展，就到我这边来吧，吉冈教授那儿我可以去说。”就这样，很容易又非常不容易地，我终于正式成为了民事诉讼法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事审判也存在着一种完整的理想形态……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则带来了对这个形态的冲击和重新建构。” 记：您对您所从事的专业，有些什么基本的学术观点呢？ 王：第一，通过民事诉讼的立法和对法条的解释而期待达成审判制度的完善，必须考虑到现实的民事审判其实有一种可表述为“法律条文+ 司法解释·具体规则+ 实务操作方式”的规范整体结构。立法和法律解释牵涉到这种整体结构如何能够内部自洽地构建或形成的问题。 第二，欧美发达国家中开展“ADR”运动的一个背景就是诉讼审判制度在其历史文化传统中一直作为自律的、甚至是相对封闭的程序空间，进入其中的纠纷受到的是高度专业性、技术性的处理。到了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为缓解这种封闭性和高度技术性等带来的僵硬及耗时费力等成本效率方面的问题缺陷，各种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才作为替代或补充审判制度的方法而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强调。因此，在这些国家即使出现诉讼审判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之间交织融合的某些现象，其背景仍是诉讼审判依然保持其自成一体的、相对封闭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的诉讼审判制度由于没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传统，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无节制的融通无碍甚至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却也是不言而喻的价值指向。这个特点决定了在观察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替代诉讼审判的作用或二者相互交织影响的现象时，如何进一步加强诉讼审判自身的制度建设始终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第三，作为研究和理解诉讼审判制度形成的一个理论工具，“审判的正当性”及“审判正当化”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即指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者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命题及其制度化过程，以此作为分析工具。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事审判原有的理想形态能够被表达为三个层次不同的内容：彻底查明案件真相；形成正确妥当的解决方案；说服教育当事者接受。这三条应然性命题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当时民事审判最主要的正当性原理，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则带来了对这些原理的冲击和重新建构。 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