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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犯罪主体立法论 腐败犯罪主体立法论 ——以公务为切入点 张冬霞’ 腐败原指腐烂，变坏，变质。我们这里提到的腐败，特指有权力的因素 掺杂其内的腐败，即国家或各类社会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腐败。这里的 社会组织，可以包括政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等政治的、经济的或 文化的组织。这里的权力，即指来自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成员公意，或者说公 共意志。如果权力的行使背离公共意志而扭曲为服务于个人利益，腐败就随 之产生。因此，腐败行为是一种权力异化现象，是“权力和私欲结合而生的 罪恶之子”。①这种腐败无孔不入，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除了传统的 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腐败以外，腐败 还产生了新的表现形式，如颇受关注的足球裁判员受贿行为；民办医院人员 暗收药品回扣行为；民间艺术团体举办大奖赛索取选手“辛苦费”的行为； “有偿新闻”、“买卖书号”等新闻出版领域的腐败行为，以及在学位点审批、 基金项目评审、职称评定和招生工作中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有人甚至认为 对新闻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危害不亚于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②无论腐败行为 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腐败必然是从事公务的人员滥 用权力的结果。如果腐败行为的危害程度已经触犯了刑事法律，就可以称之 为腐败犯罪。因此，一方面，如何理解公务对于确定腐败犯罪的主体至关重 要，这一点可以从刑法第93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中得以印证； 另一方面，由于公务本身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对其理解的差异 也必然导致对上述腐败行为的认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③，因此有必要对目 前我国腐败犯罪主体的立法规定进行反思并寻求完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 ①参见陈卫东主编：《腐败控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7页。 ②参见何增科：《中国转型期政治腐败的类型、程度和发展演变趋势》，http：／／www．cccpe． c∞∥tex∥50．htllll。 ③例如2002年的“黑哨”问题，媒体和学术界曾纷纷进行了“黑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的学术大讨论，主要围绕裁判员从事的是公务还是劳务展开，反映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务理解的不 确定性。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一，公务说之缺陷 所谓公务，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关于国家或集体的事 务，可以说这是广义的公务概念。其中，对于国家事务属于公务并无质疑， 但对于集体事务能够成为公务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即便是刑事立法也未能始 终如一。对于集体经济组织人员能否成为贪污贿赂罪的主体，就有一个发展 变化的过程。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 定》将“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列入贪污贿赂主体中，形成与“国家工作人 员”并列的格局。而从1988年至今，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私营企业和外资 企业又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1993年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公 司法》以后，问题开始突出。例如，根据公司法第214条的规定，董事、监 事、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似乎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的主体可以包括私营企业的 雇员，但这时再扩大已经为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了，缩小主体的声音又开始 占上风。为此，立法采取了限制解释的方式。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布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其中第12条规定：“国家工 作人员犯本决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关于惩治贪 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规定处罚。”这样，“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就被巧 妙地排除在贪污贿赂罪主体之外。 现行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从上述立法规定中，我们不难分析，现行立法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时， 主要是以是否从事公务为判断基础的，即采用了公务说。而且从事公务本身 并不受取得从事公务资格的方式的限制，也不受到在何种单位从事公务的限 制，只要能认定行为人是在代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