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票据流通中善意受让下.docVIP

论票据流通中的善意受让下 　　票据立法为什么以重大过失而非一般过失作为受让人非善意的标准?原因若何，鲜有学者的相关见解。依笔者之愚见，恐由以下原因所致： 　　第一、受日尔曼法的影响。日尔曼法“以手护手”的观念，并不以受让人的善意为取得动产所有权的必要要件，其制度设计虽与日尔曼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权力的封闭性有关，但随着政治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扩大，这一观念对于财产的流转未免过于不尽情理，财产的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有必要予以适当的平衡，善意观念由此被引入制度设计之中，但毕竟历史的影响不可能完全割弃，故对应排除的过失，立法只规定为重大过失而非一般过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过错责任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行为人有过错即承担民事责任，无过错则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过错责任原则通常只适用于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就其行为的性质而言，具有主动性，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而言，具有直接性，法律所要关心的是行为人有无过错，至于过错的等级对于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对于受让行为，除非受让人与让与人恶意通谋损害原所有权人的利益，其行为一般表现为被动性，动机的非损人性以及损害后果的间接性。侵权制度与违约制度的设计目的在于惩诫行为人。善意受让制度的设计目的并非如此，而是确定善意受让人能否有效地取得权利，故对受让人所确定的过失标准要远宽松于对侵权行为人和违约当事人所确立的过失标准。 　　第三、商品社会物流的要求。在商品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空前扩张，就个人而言，人们所持有的财产往往都有同类商品可替代，对于原物的返还请求观念远没有过去那么强烈。就整个社会而言，客观上要求加速商品的流转，尽快回笼资金，尽可能减少交易的成本。于是，人们对于财产的心态逐渐由过去对具体形态的物的绝对控制过渡到对价值的所有或价值的补偿。在此背景下，对于原所有权人而言，除非其所有之物有特别的意义，否则，只须向无处分权人主张损害赔偿即能满足其利益要求，至于该物流向何处，不再是其特别关心的问题，受让人在一般过失情况下受让该物的，往往也容易取得其谅解。 　　第四、重大过失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学者认为，重大过失是仅次于故意(恶意)的二级过错，其过错程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具有极明显的不合法性并有损于他人利益，连一个普通人或疏忽之人都能避免的情形，受让人都不能以其专业技术或正常心态加以避免，此种情形如不持否定态度，无异于鼓励欺诈的盛行，如此，既不利于淳化道德风尚，也不利于建立和维护正当的交易秩序，更不利于发挥法律的特殊的教育功能。 　　为了稳定交易秩序，保障票据善意受让人的正当利益，善意受让人以其自主占有即可证明其为善意受让人，原持票人主张善意受让人返还票据的，对于其是否构成善意，应由原持票人负举证责任。对于原持票人的非善意举证，受让人有异议的，由受让人负反证责任。 　　(五)必须给付相应的对价 　　对价原本属于英美法的一个概念，大陆法国家的私法中并无对价概念，由于善意受让制度主要源于日尔曼法的“以手护手”观念，故有学者认为，只要受让人善意地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动产，即构成善意受让，受让人因此即时取得动产所有权，至于是否应支付相应的对价，并不是善意受让的构成要件之一。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所谓对价是指根据协议已经履行或将要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由此得到某种利益，或者接受义务履行的当事人为此而遭受某种损失的事实要素;它是对履行义务当事人一方的某种回报。” 　　对价通常是合同有效成立的必要要件，但一项对价是否有效，也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1)对价必须有真实价值，但毋需充分等价。自对价制度产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在英国法上，道义责任都属于对价的范畴，直到1840年伊斯任德诉甘杨案的判决才打破了这一惯例，确立，对价必须是大于道义责任的真实价值。另外，按照英国法，对价并不意味着等价，不一定非与对方履行的义务等值，也不一定非是充分的不可。合同双方当事人各自所付出的对价是否合理适当，依意思自治原则，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2)不充分的对价可能构成对价不真实或欺诈的证据。如果接受义务履行一方当事人所支付的代价实际上是他本来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或合同义务时，属于对价不真实;如果接受义务履行一方当事人所支付的不充分对价是乘对方之危而作出的，此种不充分对价的支付即构成不正当行为或欺诈行为。不充分对价是否构成有效对价，关键在于对价约定时，一方当事人是否存有恶意。(3)过去完成的对价不构成有效对价。所谓过去完成的对价是指在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在做出许诺前，支付对价方已经交付并且已经完全结束了的对价，这种情形下所发生的债务不属合同债务，而应属无因管理之债。但是过去对价无效规则有两个例外：其一，已经完成的服务是应被服务人的要求而完成的，并且其要求中已包含有支付服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