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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和谐社会的秩序路线图一 　　蒋立山 　　摘要：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差距曲线可以近似地解读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曲线”，由此推定，中国仍处于社会矛盾的上升阶段，尚未到达矛盾最大值的区域。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有法律却无秩序”的局面，一个原因是，由于在社会问题矛盾处于上升状态的同时，于对矛盾问题的治理力度与效果不足，致使矛盾问题的产生远远大于治理的速度与力度。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立法承担着缩小中国与外部世界差距的客观使命，这使得许多法律从其制定之日起，就注定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在未来20年中，中国的转型秩序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与挑战。此后，可能出现社会秩序根本性好转的“绝对拐点”。此期间，通过加强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可能创造出秩序局部性好转的“相对拐点”。构建和谐的法律秩序，从法律改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看，现实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策方案，不同的政策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社会风险。 　　一国之法律变迁，至少有两种可以描绘的线索：一个是制度变迁的线索，一个是秩序变迁的线索。两者的学术和生活意义是不同的。制度层面的变迁，带有明显的历史演进色彩，不仅最为史学关注，也是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的前沿话题。相比之下，秩序层面的变迁，除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类型变迁(如自然经济秩序、商品经济秩序与市场经济秩序等)具有历史演进的意义，一般都处于治乱循环、优劣交替的单调周期状态。这是一般的法学理论不太介意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秩序的治乱循环就没有了值得关注的价值。与制度层面的内容相比，秩序的治乱优劣，最终说明了制度变迁的绩效，不仅如此，秩序状况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所以，秩序更多地体现了法律的生活意义。 　　就当下而言，中国正处于百年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的中后期阶段，处于社会秩序“从乱到治”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的终极意义，都体现在能否根本实现中国社会“从乱到治”的转折，为中国提供一种长久繁荣的、和谐的法律秩序。这直接关乎到当代人与下一代的福祉。 　　为此，本文集中讨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秩序演进及其治理问题。在文中，我将采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借以说明社会和经济因素对法律秩序状况、以及未来秩序演进的实际和可能的影响。我试图说明，库兹涅茨的分配差距曲线可以近似地解读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曲线”，由此推定，中国仍处于社会矛盾的上升阶段，尚未到达矛盾最大值的区域。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有法律却无秩序”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问题矛盾处于上升状态，而在于对矛盾问题的治理力度与效果不足，致使矛盾问题的产生远远大于治理的速度与力度，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立法承担着缩小中国与外部世界差距的客观使命，这使得许多法律从其制定之日起，就注定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在未来20年中，中国的转型秩序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与挑战。此后，可能出现社会秩序根本性好转的“绝对拐点”。在此期间，通过加强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可能创造出秩序局部性好转的“相对拐点”。构建和谐的法律秩序，从法律改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看，现实存在或同时并存的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政策方案：一个是通过加快法律改革，以制度变迁牵引社会治理，加速社会秩序根本性好转的“拐点”的出现;另一个是适度推迟或放慢法律改革，通过原有制度框架下的防范性社会治理措施，确保转型时期的秩序稳定。也许还有第三种政策方案，即在法律制度改革与社会治理之间寻求一种更带有理想性的平衡关系，通过可调控的改革过程与稳定的秩序过程的结合，确保制度变革过程的稳定性。但是，这种方案更多地是反映了决策者的理想性要求。 　　一、库兹涅茨曲线的法学解读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论文中，提出了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假说“)(1)。他根据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普鲁士(1854-1875年)、美国、英国等地区(1880-1950年)收入差距的统计资料，提出了如下观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2)。简单说，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库兹涅茨在解释该曲线时认为，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逐步恶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而储蓄和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在经济增长中必然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城市的居民收入比农村更加不平等，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 　　库兹涅茨曲线的意义不仅局限于经济学，它还有明显的法学意义。 　　根据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经验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矛盾和法律秩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