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与谐社会秩序路线图四.docVIP

迈向和谐社会的秩序路线图四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一种是法律改革之前或法律改革不到位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可统称为“原有制度框架下的社会治理”，也可称之为“消极防范性治理”。这种治理可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但不能够解决原有制度体制与社会结构中的源头性问题。故而，此种社会治理无法最终引导社会秩序走向良好状态，无法引导“秩序拐点”的出现。另一种是法律改革过程中及确立新的法律制度下的社会治理，即“新制度框架下的社会治理”。虽然法律改革本身会释放出原有制度体制下的问题，进而对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引发新矛盾，导致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但是，由于源头性问题被充分释放出来，此种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最终会引导社会秩序走向良性状态，使“秩序拐点”真正出现(39)。 　　政策选择的意义大致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不同的政策选择对于秩序好转的拐点出现，在时间上是有影响的。本文前面关于秩序好转拐点的时间推算，是以人们积极有为地行动为前提的，积极合理的政策选择与政策实施是导致秩序拐点出现的因素之一。不同的政策选择，对于秩序拐点出现的早与晚，在时间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坐等”秩序拐点的自动出现，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40)。 　　另一方面，政策选择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秩序好转的拐点的影响，还在于良好的政策措施可以减少秩序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代价，确保转型秩序的相对稳定。毕竟，我们就置身于转型过程之中，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明天而努力，不仅仅完全是为了后人。我们必须同时关注现在，关注人们的当下生活与福利，关注转型秩序下的人们的命运，关注转型秩序下的我们当代人的生活。虽然社会转型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中的许多现象与趋势是人们必须面对和承受的，但是，应对这些现象与趋势的社会与法律政策却有着很大的选择空间。是任凭社会转型中的负面效应与痛苦自发存在和延续?还是积极治理问题、合理疏导矛盾、适时调节各种关系?对于转型秩序下的人们的当代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意义。 　　上述两方面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对转型秩序治理的两类政策目标，一个是如何利用政策选择影响秩序拐点的出现，另一个是在转型时期如何通过政策选择确保秩序的相对稳定。 　　从法律改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出发，在总体上，可以基本确定秩序治理的两种政策思路。第一种政策思路，是通过加快法律改革，形成明确的行为预期，以制度变革牵引社会治理，进而加快秩序拐点的出现，加快新秩序的形成。人们可以把它简称为“加快改革条件下的社会治理”。第二种政策思路，是在法律改革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适当延迟法律改革，以控制性治理保持秩序的相对稳定。可简称为“延期改革条件下的社会治理”。 　　在上述两种政策思路之间，也许还存在着第三种政策思路，即为了突出改革过程与社会秩序的双重稳定，在法律改革与社会治理之间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而且也可以赋予它一种名称，叫作“稳定目标主导下的、与法律改革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但它更突出了一种理想性的色彩。 　　下面对各种政策思路做一简要讨论。 　　第一种思路是“加快改革思路下的社会治理”。通过加快法律改革的速度，提前问题的释放与治理时间，牵引社会治理，使秩序拐点出现的时间提前。 　　“加快改革”，是近几十年国人常见的一种政策语言。这容易使人们以为，加快改革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基本特点。其实，何谓加快改革?中国的制度改革步伐是否在加快?在不同人眼中评价是不一样的。至少，在相当一个部分人看来，中国改革并不是快速的。相反，在许多方面，改革是滞后的。比较典型的，是有关农村的改革，其中也包括与农村改革相关的法律制度改革，如户籍制度，村民自治的落实，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权益平等问题，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等。然而，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能否认，在另外一些场合与领域，中国制度改革的步伐依然是比较快的。 　　讨论“加快改革”思路的现实性在于，中国的“加快改革”，往往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国际压力背景。对当前的中国而言，许多加快改革行动的出现，不仅是出于迫切解决问题的愿望，往往也是国际压力的结果。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国内相对不成熟的改革条件与国际上过大的改革压力之间如何权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许多情况下，等待国内改革条件完成成熟的情况出现是不现实的，往往为当前的国际社会不允许，也为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已经许下的改革承诺不允许，为完成改革计划的“时间表”所不允许。然而，改革的压力广泛存在，并不等于改革条件的现实具备。并不是改革的压力越大，改革的现实条件也越成熟。这往往是两回事。所以，加快法律改革的措施出台，有可能会不断地形成法律制度改革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的差距，形成制度与实效的差距，形成“书本上的法律”与生活中的秩序的某种脱节。这种现象可能会贯穿社会转型的整个过程(41)。 　　加快改革的积极意义，在于尽快形成新的规则体系(包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