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doc

　　“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五四”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热点，但是既有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集中在思想论方面，尚没有研究者从审美形式的角度对“五四”文学进行大规模地综合俯瞰，此论文在这方面填补了空白。在此提出了一个相当全面的研究框架。认为“五四”文化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本位文化的现代感性本位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的主导下“五四”文学在审感形态上属于“个体论感性美学”范畴，进而认为“五四”文学在审美形式上的总特征是“颠覆性”──它是“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冲动型”在审美形式上的外化，就此对“五四”文学审美形式的时代特点作出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概括，接着从四个方面对“五四”文学审美形式特征从文体的方面进行了说明。在此以高屋建瓴的气势避开枝节性的出新，重在从总体的高度进行理论归纳和综合，实际上也就把握了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质的分野，因而也就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质的规定性。论文中的一些论证也是很有新意的，比如“语言”和“言语”的区别等，这些细微的差别的确影响了文学的其他方面，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文体的变化。 　　“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具有开放本真、青春激情、感性至上、冲动炽烈、悲郁极端等特征。“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审美心理上个体主义在这里转化成了审美形式上的叛逆情结，心理上的感性冲动变成了形式上的创造冲动，情感上的唯我转化成为形式上的唯新。具体说来这种颠覆和唯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由群体讲述型向个体抒情转化，“五四”文体由传统叙事型向现代抒情型转变。二、由传统的时间型文体向现代的空间型文体转化，“五四”文体由外在逻辑型向内在意识型转变。三、由语言中心到言语中心的转化，“五四”文体由群体经验型向个体经验型转变。四、文体的大解放，新文体的大爆发。“五四”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一直深入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文学家共同的审美理想。就此“五四”文学颠覆了中国宣教型、灵魂型、诊断型文学传统，开创了非群体性、非道德性、非宣教性的文学审美新范式，带来了一个审美形式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时代。 　　一、 　　“五四”文学审美在客体方面的特征和它在主体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五四”作家绝大多数是情感型的，他们的压抑需要发泄，他们的愤懑需要传达，他们是文学上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大都“意在表现自己”（朱自清），这是“五四”文学和中国传统载道型文学的根本区别。“五四”文学在审美形式上也是以自由地表现情感为文体特征的。郭沫若有一段告白：“甚么叫艺术，甚么叫文学，甚么叫名誉，甚么叫事业！这些镀金的狗圈套，我是甚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失了我的人生做个艺术家，我只要赤裸裸地做个人……”[1]对于“五四”文学家来说，甚么文学，甚么艺术，甚么事业……都只有和他们赤裸裸地作一个人联系起来，抒发作为一个人的赤裸裸的感情时才成为文学，成为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是先有一个“我”，先有“我的”感情需要抒发而后才有“文学”的。 　　“五四”文学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那种以文体程式为中心的旧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家文体创新意识是极为淡泊的，文学家在文学形式上的创造力是压抑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作家并不以文学本身在形式上的创新为自己的使命，相反他们总是习用旧的程式，这样的文学其审美价值也不是以形式创新为评价标准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形式在传统文化范式下是压抑的，而这种压抑是通过作家的创作必须受诗词曲赋的格律的严格限制、体式的严格束缚来达到的。作家原始的鲜活的审美激情被导入了固定的死的格律之中，激情的蓬勃张扬成了对文体格式的填充，写作与其说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不如说是一种利用智慧和理念同格律、体式作战的搏斗。 　　而“五四”文学则不是这样，“五四”文学的情感中心主义使得“五四”作家根本就拒斥任何旧的文体程式，古典诗词那种严酷的格律要求被他们视为是一种根本就是不必要的禁锢，打破旧的文体程式成了他们进入文坛的第一件事，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那些固定死板的程式性规范而言“五四”文学的审美的诞生无疑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颠覆。可以说，“五四”作家在审美形式方面是最少束缚的，什么形式适合自己的情感风格，什么形式适合自己特殊情况之下表达的要求就用什么形式，所以“五四”文学在形式美方面是以自由创造为自己的特征的。例如庐隐就说她的创作是：“激情于中，自然流露于外，不论是‘阳春白雪’或‘下里巴歌’，总而言之，心声而已。”她赞叹的是那些可以找出“作家不朽感情的作品”[2]，她自己的作品正是以这种“不朽的感情”来冲击读者，感染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