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doc

　　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 【内容提要】20世纪中期，西方年鉴学派传入日本，引发了史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大变革，日本的 中国 明清史研究由此取得了显著成果，地域社会论随之正式登场。本文尝试探讨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的相关性，以期把握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新趋势。 【关键词】日本明清史研究、年鉴学派、地域社会论 20世纪70年代，大量西方史学流派传入日本。年鉴学派因为引发了日本史学界观念上和方法论上的大变革，尤为引人注目。在日本的中国明清史学界，地域社会论的概念作为对西方新史学话语主要是年鉴学派的回应，逐渐占据了该学界的主导地位，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1997年，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成果丛刊中的一种，《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正式结集出版。此书由森正夫等5人担任编委，精选70年代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成果，反映了当今日本占主导地位的明清史专家对这一 历史 时期的重新认识，可以视为年鉴派史学在东方的回响。本文尝试探讨70年代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相关性，以期国内的明清史研究界从方法论角度了解和把握国际中国明清史研究的趋势。 一、地域社会论的提出 作为20世纪日本明清史研究的阶段性标志，地域社会论的提出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明清史学者中有不少人试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解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借此阐明中国传统社会的 经济 方式、意识形态的形成、 发展 ，并为中国的现状寻求可能的答案，这与战后兴起、并一度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合流。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历史的进程，因此经济问题一直是战后日本明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者试图解释如下疑问，同处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在经历了各自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之后，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大约从70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单纯运用经济分析法无法解释丰富多样的历史形态，开始反省此前明清史的研究。作为日本国内对国际社会史学派的响应，东京大学教授木村尚三郎和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增田四郎分别发表《 现代 社会的变化和历史学：从时间的历史学到空间的历史学》以及《走向社会史的道路》，宣扬社会史学的基本观点，强调应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手法，借用多学科手段，从社会、生活、心理等各个侧面切入史学领域，历史学应从时间转向空间，从表层转向深层，从人们所曾经经历的具体细微的生活状况来把握真实的历史。 年鉴学派于同一时期进入日本。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1978年度大会对年鉴－新史学派作了专题讨论，《中央公论》、《思想》、《历史评论》、《历史公论》、《史学杂志》等重要刊物均撰文介绍并加以述评。在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下，不少日本史学家认为应抛弃传统经济史学，转向社会结构史研究；在史学方法论上应放弃以往的技术性原则，重视认识论分析；应积极开展与社会学、人文地 理学 、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对话和交流。 在此大背景下，日本明清史界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年鉴学派等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探讨明清时代的具体问题。早在1971年，重田德就已提出地域社会的概念，宫崎市定也已经开始了明中后期作为士大夫与民众结合场所的乡里的研究。但这些努力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倡某一学派，只是弥补阶级分析法的一种尝试。 地域社会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81年的中国史讨论会上，作为基调报告之一，森正夫《问题所在之提示》一文奠定了地域社会论的理论基础。说：作为广义再生产场所的人类基本生存圈，通常由三方面构成，即生命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 政治 权力的生存基础－政治，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思想这三个方面。但也不应忽视以下两个层面：其一，由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中介构成的秩序意识“场“；其二，“场“并非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在指导者的指令下所构成的统合场，由场内交往的人们自觉创造、维持。 森正夫强调的场是由经济、道德等构成的综合体，即一个社会所有方面的总和，而其间维系各方面、作为阐释社会形态关键的是由统治者领导、大众自觉维系的社会秩序。在此，地域社会论与秩序论合二为一，密不可分。岸本美绪在《地域社会的视点和明清国家论》一文中特别指出地域社会这一词汇拥有方法论含义的多样性，以及与秩序论的密切关系。此论的核心问题是：既在意识上约束每个人的行为，同时又支撑着整个社会的秩序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形成了乡绅支配论、国家支配论等各种观点，以及对乡约乡规、市镇文化、百姓的身份认同、大众心理等方面的研究（注：［日］岸本美绪：《地域社会的特点和明清国家论》，收入森正夫《旧中国地域社会特质》一书，1994年版，第56－72页。）。 地域社会这一概念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实体概念，如地理范围、行政区划；二是方法概念，指准确把握史学研究对象的方法，亦即综合把握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社会生活范畴的方法。森正夫把地域社会定义为总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