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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关李政道、杨振宁之争的资料 潘　辰 　　核心提示： 　　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因为推翻宇称守恒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而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问题是以他为主解决的论据，与过去文献所载的事实不符。 　　研究膺标量是解决宇称不守恒问题的 突破口。李政道说他1956 年4月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这与文献不符。从2004年以前李写的有关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中，说明他是在1956年5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吴健雄和史瓦兹的回忆也都不能证明李曾在1956年4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将研究方向由奇异粒子转向β衰变是推翻宇称守恒工作关键的发展，它是杨振宁提出来的。早在1950年杨就在β衰变方面做过研究，熟悉这个领域；而李是在1956年5月和杨讨论后才要去向吴健雄借β衰变的著作来读的。 　　关于文章署名顺序问题，李政道曾责备杨振宁不遵守学界习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署名。但从那时期李和别人合写的三篇文章的署名看，也有合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在李之前、可第一作者却是李的情况。 　　今年初，季承著《李政道传》出版，述及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的经过，及李、杨关于这段历史的不同表述，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李、杨之争的关注。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关于李、杨之争的是非，媒体上已有不少报道和讨论。本刊今发表潘辰先生的文章，希望有助于相关史实的辨析和核实——为此目的，本刊也欢迎与潘辰先生看法和立场不同的人投稿给我们。 　　 　　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先生因为推翻宇称守恒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诺贝尔科学奖，中国人都引以为傲。李在1971年发表文章，宣称这项工作是以他为主，杨为辅（李政道《弱相互作用的历史》，1971）；杨在1983年列举事实说明李的叙述不实（Yang，Chen Ni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With Commentary，W.H.Freeman Co.,San Francisco 1983pp.26-31.）；2004 年季承等编了《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季承、柳怀祖、滕丽编，甘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为《答记者问》）一书，进一步宣称这项工作是李突破的；今年季承又推出《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重复了《答记者问》一书中关于李、杨之争的叙述。据季承自述，出版这本书得到李的支持、指导和提供材料（《济南时报》2010年1月8日），出版之前，李看过这本书的初稿（《广州日报》2010年1月9日）。该书出版后，物理学史学者、物理学教授杨建邺撰文指出了书中好些让他“无法理解”之处（《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日)，接着杨振宁为文澄清了书中几项错误或歪曲的叙述（《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17日》）。 　　虽然季承说他“所采用的材料都是有资料可循的”（《济南时报》2010年1月8日），可是那两本书中的叙述，除两位杨的文章指出的问题以外，还有许多和文献资料不符。这些资料包括《答记者问》一书所附九篇参考文献，其中有三篇还是李自己过去写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李政道《弱相互作用的历史》1971、《破缺的宇称》1986、《往事回忆》1988）。下面是两位杨的文章中没有指出的另外几项和文献所载不符合之处。 　　李说他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和文献不符 　　1、想到要研究膺标量是解决宇称不守恒问题的突破口，《答记者问》一书中李提出他在1956 年4 月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可是2004 年以前，李写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中，都写道他是在1956 年 5 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现将李《答记者问》书中所述和2004 年以前李写的有关内容对比如下： 　　（1） 《答记者问》中李说，他在1956 年 4 月独立地想到要测量膺标量：“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答记者问》P3）又写道：“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膺标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答记者问》P6） 　　（2）可从1971 到1988 年，李都说他是在1956 年5 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 　　1971 年李写道：“……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齐格班编的有关β衰变的权威著作……在我们把齐格班的书通读一遍之后，重新用新的相互作用推导了所有的那些老的公式，我们就十分清楚了，在那个时候，甚至连一个能证明在β衰变中宇称是守恒的实验证据都没有。这说明我们是多么愚蠢！……缺少证据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没有人做过任何努力去从看来好像左-右对称的安排中专门挑出膺标量进行研究。”（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143-14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