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与现实角度对公务员制度思考.doc

从法律和现实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思考 　　古代华夏社会的权力体系如同一座古老的塔式建筑，高耸如云――内有自体不可承受之重，外有侵蚀动摇之忧。通过单一制和中央集权制，它建构于广袤土地上，成为一具亚洲的“标志性建筑” .这个独特的权力建构，无疑是人类文化遗产。该塔不同塔层出现的共同景象与非共同景象，展示了人类围绕“权力”的一切表演天分，上演了人类最大规模的“权力活剧”。有人从中看到了“伟大神圣”，有人看到了“渺小猥琐”;有人看到了“真诚表象”，有人看到了“虚幻本质”;有人看到了“先进楷模”，有人看到了“落伍面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力学的角度看，权力塔的安全程度，既取决于内部性压力的分布，也取决于外力的作用规模。制度科学家并不赞成此塔的设计思路，指出了忽视承载力的塔式建筑的安全隐忧;同时还指出权力塔中非共同性演出导致的政治权威丧失会妨碍族群共同利益，支持塔式设计的“统权哲学”蒙蔽人类心智，诱发人类最大群体组织水准的下降。 　　文明华夏曾经用科举制这一伟大创造，容纳本族情智发达人士，将该塔装点成一个相对文明的存在。公平的精英选拔制，与现代民主选举制，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组织技术的两大创造，代表了社会分工的最高成就。民主制与科举制相并举，这样的组织物，虽是人类创造物，也已与神的作品近似了。 但是，一个国家既否定科举，又拒绝民主，社会组织技术必然是低等的。这种低等，表现在公务员制度中。1940年代蒋总裁时代获取公共职位的“献金制”与举荐制，使愚顽人等通过献金程序与亲属关系，进入公共政体，“王保长”这类人物成为政体的基本元素。随时光推移，王保长们进入政体的小道变成了坦途，公共管理机构的准入机制发生了进一步变动，政体甚至可以将地下性工作者转变为警察局长――虽然拉美某国同样拟将性工作者招聘为交通警察，但是直接任命她们为警察局长的案例，世界上尚未罕见;长官的运动与娱乐陪练亦可成为长官，擅射擅毬成为职场技艺;同志式秘密交往亦十分猖獗。当然献金制仍然运行不怠，裙带关系日益巩固。这就是说，神州权力塔的组织成份，经历了某种时代性的变异。 所以下面浏览一下我国公务员立法和公务员法律体系的建构： 一、中国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与公务员法调整的应然范围 　　在中国公务员依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或决定或由行政机关任命担任行政职务，行使国家行政权，执行国家行政公务的任现职除工勤人员以外的人员。行政机关与公务员的法律关系不是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形成的，而是“法定”的。脱离这种关系的公务员是不存在的。这种关系基于两种事实而发生：(1)某公民按法律程序进入了国家公务员的队伍，在一定行政机关中担任了职务，从而享有并行使职权;(2)非公务员公民经有权机关授权而产生了职权，并依法行使该职权。行政机关与公务员的关系一经构成，便发生以下内容：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权限和优先权一概溯及公务员;公务员在分享行政机关职权、优先权和分担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时，行政机关有权对分享和分担物进行“再分配”;公务员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在形式上必须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在实质上必须按行政机关的意志进行;公务员在这种形式和实质条件下所作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由行政机关承受;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行政机关有权要求公务员以自己的名义和按自己的意志活动。 　　国家公务员与个人或组织的关系是基于行政机关与公务员的关系而发生的。此种关系是单方形成的，与个人、组织的意志无关。公务员与个人、组织的关系表现为下列方面：公务员有权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对个人、组织实施管理，并依采用各种强制手段;公务员有义务履行职责，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接受个人、组织的监督;个人、组织有服从和协助公务员所实施的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义务;同时享有建议、批评、控告、申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 　　中国公务员立法的现状是国家已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律师法》、《教师法》、《医师法》、《监察法》以及几部组织法和选举法。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人事部制定了与《国家公务员条例》相配套的《暂行规定》和《实施办法》。各级各类由选举产生和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官员(包括：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国务院组成人员、最高法院的法官和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地方人大和政府的官员、法院的法官和检察院的检察官)人民警察、教师、律师都已有法律或法规来调整他们与国家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公务员法部不应当仅仅是狭义上的一部单行的公务员法典，而应当是对公务员管理的一个法律法规体系，需要强调一个公务员法是一个法律法规乃至规章的集合，我们的任务应当是在公务员管理的基本规则确定后，制定一系列主从有序法律法规，并且关注中央与地方在公务员管理立法的权限的和谐行使。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