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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聪明 中国电影改革破冰之任1993年，备受关注的中国电影改革和中国足球改革开始启动。18年过去了，中国足球依旧，而中国电影已然开始振兴。作为当年的亲历者，笔者认为这场启动于1993年的电影改革，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改革的启动者和领导者，就是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田聪明。 电影路在何方？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体制是学习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电影业包含制片业、发行业和放映业三大部份。1993年以前，国家批准的电影制片厂包括故事片厂16家、科教片厂1家、新闻记录片厂1家、美术片厂1家，译制片厂1家，另有不具备独立拍摄故事片权的省办厂12家。制片厂生产的所有影片都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尚有另一功能，将国产影片出口，同时购买一些外国片，因此它的另一块牌子是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中影公司被称为影片的“蓄水池”，收购的中外影片储存其中，按计划流往省级电影公司，省级电影公司再流往地（市）级电影公司，再流往县（区）级电影公司，最后到3千多家电影院和3万多家兼有放映电影功能的礼堂、俱乐部、影剧院，及10万多个农村集镇电影放映单位和放映队与观众见面。 自上世纪80年代始，文化生活的逐渐丰富，特别是电视普及率大幅提高，使走进影院的观众锐减，电影不再是不愁嫁的“皇帝女儿”，有限的“放映收入”必然只能产出有限的“发行收入”。中影公司用30%的“发行收入”支付每个拷贝的版权费已相当吃力。而此时，制片成本又在不断提高，过去使用外景地、动用群众演员等等可以不用掏钱的日子一去不返，种种境况使得电影市场不断萎缩，艺术生产难以为继。中国电影于是陷入恶性循环。 田聪明上任 1990年12月，此前曾出任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田聪明调任广电部副部长，分管电影。 初进圈内，田聪明发现到处都是责难。这些责难并非无名之火，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一些电影艺术家对着田聪明深情地回忆过去毛主席、周总理如何关怀爱护电影事业，对现状痛心疾首。他们问：“过去周总理每月都要同艺术家聚会，而你们在哪里办公呢？你们广电部的领导什么时侯关心过电影呢？”一些好心的圈内人则说这潭水太深，隐约地给田聪明“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警告。 经过半年多的调研，田聪明提出任期目标，准备“经过5到10年的努力，使整个电影工作的领导体制、管理制度和各项配套政策，逐步走上符合电影艺术、电影事业客观规律的运行轨道”。 但许多人将他提出的“5到10年”的思路只当成了一次领导例行讲话，谁也没有想到，田聪明真就按照这个思路去设计他的改革步骤。 抓住“牛鼻子”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田聪明走了十几家电影制片厂、几十家发行公司、上百家电影院，梳理了制约电影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按他的说法，改革需要寻求突破口，也就是要抓住“牛鼻子”。于是，就有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即广电部1993年“3号文件”。 “3号文件”意味着田聪明的改革首先在“自己”身上开一刀，广电部的直属单位――中影公司“统购统销”被取消，这意味着它将因此失去对国产故事片一统江湖的地位。 虽然电影界谁都说“改革有生的可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叫了多少年“狼来了”，今天果然“狼来了”，大家心里沉甸甸的。尤其是省级电影发行公司及省以下各级发行公司，从中影的今天看到自己的明天，明白自己在一块区域内的“垄断”地位也将不在；而极力要求打破中影的“统购统销”，要“自产自销”的制片厂，因从未干过发行业务，一下子直接向30多家省级公司发行，心中也是忐忑不安。 各省（市）文化局领导同样担忧。田聪明列出的问题不无道理，因为所有措施无不与“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但他们最牵挂的还是现实问题：省以下各级电影公司隶属于地方文化系统，人数几乎占地方文化系统的“半壁江山”，今后发行单位“钱从哪儿来，人往哪儿去”？这无疑最令他们头疼。 一石激起千层浪 “3号文件”对制片业带来机遇，更带来了挑战。 制片部门中较早投入到电影市场的一批有成就的导演是最清醒的人。青年导演何平因拍摄电影《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而蜚声影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电影是商品，离不开生产、流通、消费，离不开市场。我们的电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过去观众想看什么由电影院定；电影院放什么由发行公司定；发行公司发什么由制片厂定；制片厂导演拍什么由制片厂厂长定。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模式里，不研究观众，不研究市场，现在该是研究市场的时候了。” 对这一方案最持保留态度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省级电影发行公司经理，我们看到自身地位岌岌可危。改革要解决“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在未能建好自己的影院、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