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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讨论发端及深入杨西光得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写相同主题的文章，恰好这时胡福明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4月13日晚，杨西光便约请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和责任编辑王强华到他的办公室。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9月5日、19日、28日连续发表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的纪念文章，阐述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倡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指导拨乱反正的开展。 1978年春，《人民日报》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邵华泽的《文风与认识路线》(1月9日)，另一篇是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3月26日)。张成的文章开宗明义肯定：“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两篇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引起广泛注意并直接引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7年下半年，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撰写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投寄《光明日报》。1978年4月上旬，《光明日报》原拟在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发表。新到任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完这篇文章的大样，觉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如果针对当时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更充分的论证，放在第一版，影响更大。于是，他决定先把该文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作进一步修改后，再在报纸显要位置发表。 4月10日左右，杨西光得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写相同主题的文章，恰好这时胡福明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4月13日晚，杨西光便约请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和责任编辑王强华到他的办公室，经讨论，他归纳了5条修改建议。 胡福明用两天时间对文章作了修改，就回南京去了。马沛文、王强华又在这个修改稿上再作修改，在20日的改样上，写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个改样送给了孙长江，请他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一起，又对文章修改了一次，并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改样也送给了孙长江。 在这期间，杨西光还去党校与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吴江认为，4月20日的文章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再修改提高。杨西光再一次强调，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青春的观点。于是，孙长江以4月20日的稿子为基础，又改出了一稿，经吴江修改，于4月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同时，送一份给杨西光，航寄一份给胡福明。杨西光与吴江商定，为使该文能顺利发表，又扩大影响，先在中央党校5月10日的《理论动态》刊出，次日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第60期登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 5月11日，《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江苏、福建、河南四省市报纸转载。接着，各地方报纸相继转载，拉开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 5月17日，汪东兴表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对这种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5月19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批评《人民日报》很“不慎重”，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当天下午，中宣部紧急召集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文教书记、宣传部长开会，就宣传问题打招呼。中宣部负责人要大家注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风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强调“党报要有党性”，指责党性不强在宣传上造成的危害，着重批评《人民日报》，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7月，汪东兴到山东，还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的转变。” 1978年1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刚开始，《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写的一篇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对此，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