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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京城建筑民族化的思虑 - 规划设计 土耳其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北京城以天安门为中心，其中轴线上凸显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群。她向人们展现出中国母亲的独特面孔，令全世界人民所景仰。在城市的规划中古老的传统建筑在发展中被逐渐地淘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现代化城市建筑在整容过程中，文物保护工作也在不断地细化，新的现代化传统建筑层出不穷。为的是尽量不使这母亲的形象面目全非。我们的老前辈为了保护京城传统建筑曾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民国时的“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建国后的“十大建筑”中的大部分，改革开放初期的“王府饭店”、“台湾饭店”和“中旅大厦”等等现代化传统建筑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然而，近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现代化传统特色的地标建筑出现。西式建筑在北京的殖民化倾向，使古都北京离民族特色越来越远。我国历来以包容性而著称于世，不但从来没有沙文主义倾向，反而不断与西方文化交融。尽管如此的兼容并蓄但从来没有失掉民族的自尊。世纪之初，各种宗教陆续从各地传入中国。以佛教为例，印度的窣堵波随佛教传入中国。印度梵文“Buddna stūpa”音译为：“布达窣堵波”，实为：觉者之坟，直译为：塔。这种半球体的坟包刚一登陆就被汉化。中国古代原来并没有“塔”字，此字原为：“墖”是多层高台，其形如去掉上半截的西安大雁塔。晋代在译经时始造“塔”字。而且塔的外形很快就由半球体的坟包向高层建筑发展。“塔”很快就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传统建筑。目前，塔的形制变化万千。虽然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藏传佛教的覆钵式塔或小乘佛教的桃形金塔，但大多数内地的多层古塔很少脱离中国的传统风格。尤其是宫殿建筑和寺庙建筑，还是以中国式的传统建筑为主体。所谓的民族建筑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代的大屋顶就算是继承传统了。北京火车站并没有合瓦大屋顶，但在当时这一经典案例将传统建筑的元素和符号运用的恰到好处。长安街上的铁道部大楼，虽然也扣上个臃肿的大屋顶也不见得与周边建筑协调。中国最高的上海金茂大厦也没有采用大屋顶，但在创作过程中设计师受到了中国传统古塔的启发，在外形上巧妙地注入传统建筑的元素和符号。所以，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建筑设计师，只要还有一颗为中华民族做贡献的心，就会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想当年意大利画家郎士宁（公元1688-1766年）。受葡萄牙传道部派遣于1715年来北京传教，他以精湛的画技供奉清代皇室。康熙见了郎士宁的油画并不买账，康熙皇帝要求郎士宁必须用中国的绘画材料画中国式的国画，否则将会拒其于国门之外。结果，郎士宁用西方的透视法画出了大量精美的中国工笔画，郎士宁的作品不但成了绘画艺术的传世之宝，其画风也推进了中国画的技法和绘画艺术。从这个实例中我们会得的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看来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是设计方，关键还是建设方！如果康熙被西洋画所折服而崇洋媚外的话，中国的传统的绘画艺术不定会落到何等地步！在三山五园的建设中清王朝只在最东边，拨给这位西洋建筑师一小条地界，由着他搞个西洋景只为图新奇以供后妃们开心。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京后，肯定吃过老北京的炸酱面和大馅饼。他回国后西方立刻就出现了意大利面条和比萨饼。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又传回中国后，反而被崇洋媚外的中国人视为稀珍美味。现在北京城内出现了不少的西式建筑，如同意大利面条和比萨饼式的风格，一同挤入了北京建筑殖民化的行列。好在中关村的中式快餐总比洋快餐卖的火，而且洋快餐也在不断地迎合着中国人的口味。当然，各种艺术风格和艺术门类都有它的存在地位。像卡通这种纯粹的西方艺术门类，在大师韩美林的手里就产生了非常中国化的“福娃”。在农村用席篾儿（高粱杆的外皮）编插的“蝈蝈笼子”，到现在还有农民在街头叫卖。钢筋混凝土的田径场，扣上个“蝈蝈笼子”就成了西方设计师引以为荣的经典建筑。非常一般的“国家大剧院”扣上个“蛋壳”，也成了西方设计师的成功试验品。这些和北京的周边环境协调吗？中央电视台的大“Z”字算是那一齣？国外的设计师无非是在建筑外形上做些几何线条的扭曲，尤其是钢架结构更容易进行任意的扭曲，这种在建筑上的扭曲将会使一个国家的民族性被逐渐的扭曲。既然中国本土的建筑设计师在半个世纪前就能设计出“北京十大建筑”，我深信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连上天都都不算难了，地下的小小建筑也绝对难不倒中国人。那么近十年来，北京的地标建筑，尤其是大多的“奥运”建筑却都要外国人设计？并且，这一阶段的所有新建筑几乎完全丧失了中国的民族性！这里所强调的民族性并非是模仿或照搬中国古代建筑的外形，而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在建筑上的体现。半个世纪前我就见过“北京环古城空中公园”的构想图，同时还在如今“国家大剧院”的选址上设计的“北京市政府大厅”，那效果是非常漂亮、非常有民族特色。只可惜五十年后却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