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比较.docxVIP

孔子与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比较一、礼与正义的比较对于礼和正义，孔子与柏拉图都分别作了相当细致的阐释。作为理论的起点，两人都首先对人性作了相似的假设。虽然孔子没有明白的提出性善论，但却认为人性是接近的、是仁厚的，因为人者，仁也。而柏拉图明白的提出性善论，成为西方性善主张的鼻祖，他认为人们是追求良善生活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孔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政治制度，该制度以人为中心，以人际关系的协调为直接目标。而柏拉图则构建了一个正义王国，该王国以分工为原则，以实现社会等级为宗旨，以理想国的现实为目标。礼与正义分别是两个政治思想体系的原则，只是孔子侧重于伦理关系, 而柏拉图则关注道德标准。礼和正义都要求分，但它们的实质有着很大的差别。礼所要求的分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划分，要遵循尊尊、亲亲、君君、臣臣。正义所秉持的分之标准是天赋，不以血缘为前提；而是按上天所赋予的资质，再通过一定的后天教育培养，最后找到其适当的位置。正是这一原则性的差异，使孔子与柏拉图的理论产生了重大差异。孔子以礼为纲领还提出了正名。正名要求名与实相符合，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此即是说个人的身份、举止一定要与礼制所规定的规范相符合，每个等级的人都有自己划定的地位、权利、义务、财产，不可越礼任性而为，否则就违背了礼仪，破坏了礼制，结果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分和正名所要解决的是一个问题，即维护以血缘为基础的天然等级关系，因此孔子把礼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实无论是分还是正名，都很强调份内，这与柏拉图的正义坚持的原则是一致的。而柏拉图也从两个方面论证等级制，也就是他所说的正义的合理性。正义是理想国的核心话题。第一，等级划分符合人的自然性。个人的灵魂由理性、欲望、意志三个部分组成，理性代表智慧、意志代表勇敢、欲望则要求节制，这三种品德和谐一致就产生了个人的第四种品质正义。每个人由于资质不同只能够具备其中的一种品德，理性居于最高地位，统治着其它部分，而城邦作为个人的放大也应该体现出灵魂的三个部分和四种品德。因此代表理性的第一个等级监国者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第二个等级军队由于其具备勇敢的品质也受到城邦公民的尊敬；第三个等级生产者，他们所需要的品质是节制。当统治者、军人、生产者与他们应具备的品德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时，也就是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国家最终在道德上就实现了善、政治上就是正义。第二，等级划分具有天定的合理性。他虚构了一种理论: 城邦的公民生而不同是由于上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不同人的身体里注入了不同的金属。哲学王掺入的是黄金，军人掺入的是白银，生产者掺入的是黄铜。其实他的意图很明显，与孔子一样，试图使人们自觉地承认、服从社会分工和自己的等级地位。第三，等级划分具有道义的必然性。个人是城邦的缩小，城邦是个人的放大。城邦能够实现个人的良善生活，城邦是个人的目的。而这一切要求严格的等级差别来维持，即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才能实现城邦的和谐、完美。结果，正义这一术语成为为了最完美的国家的利益的一切。二、政治制度的比较孔子主张礼制。具体而言希望恢复周礼，认为它就是最现成、最完备、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他崇尚的周礼的设计者周公把统治阶级的需要全部内化为礼的规范，所以礼的创造痕迹很明显。西周时期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具体而言就是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民、奴隶组成的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诸侯乃由天子册封、卿大夫乃由诸侯册封，而士是卿大夫的家臣。在这一秩序中，决定个人地位的核心因素，乃是血缘，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诸名位，都是世代承袭。这一等级秩序通过“天命”得到了宗教上的承认，具有某种神圣的权威性，即便是孔子也难以在思想上超越这种权威性。诸侯若使用天子的礼仪，或卿大夫自封为诸侯等等，都被称为“僭越”。单是孔子所坚持的礼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周礼，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主要从的是周礼的精神，至于外表和形式是可以变动的，孔子也主张礼的外壳要与环境相适应。周礼的精神核心在孔子看来，就是人的道德感情和等级思想，即尊尊、亲亲；以感情作为基础，以等级作为结果。孔子认为作为道德的仁是礼的灵魂和动力，它包括克己、爱人、复礼三个内容，关键在于把外在的制度转化为内心的约束，赋予礼制以道德基础仁；反过来，礼制、礼治就是对仁的践约，两者高度统一。柏拉图以城邦政治制度为基本框架。首先他认为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倾向。他立足于现实，没有对政治制度浮想联翩，认为政治制度是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的结晶而不是智者创造的